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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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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委员会视国防的需要高于一切。
它不愿向人民群众的要求让步，怕这样会损害革命的统一；它也不愿向温和派的要求让步，怕这样会牺牲维持战争所必需的统制经济，牺牲使所有人都服从的恐怖制度。
但是，这两种矛盾的要求之间的平衡点究竟在何处？革命政府极力在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保持中立。
但生计危机在冬末突然激化。
过激的反对意见和平民的不满情绪汇集起来，迫使革命政府在雪月间放弃保守主义立场。
政府摆脱了极端派的困扰。
通过镇压科尔得利派领导人，它取消了人民运动的独特要求，结果使自己非但不能打击温和派，反而受到它的摆布。
后来政府拼尽全力，一度顶住温和派的压力，但终因得不到人民的信赖和支持而覆亡，做了从头一天起就控制着自己命运的那种矛盾的牺牲品。
Ⅰ.与乱党的斗争和救国委员会的胜利（1793年12月—1794年4月）
1793年秋，救国委员会通过肃清忿激派，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暗中打击各种群众组织，尤其是各种区民社团，表露出要同人民运动（它始终也只是在尾随该运动而不是在领导该运动）疏远的意愿。
正因为如此，它受到国民公会的任意摆布，同时还助长了议会中和舆论界反对派的攻势。
丹东支持罗伯斯庇尔反对非基督教化分子，并非没有个人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用心。
他想营救他的一些刚被捕的朋友，那些人不是跟“外国人阴谋”
事件有牵连，就是与东印度公司清算案有关系（如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等人）。
丹东还有更远的考虑，即通过分裂救国委员会（其中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认为是亲无套裤汉分子）来削弱革命政府。
丹东派的政策在极端恐怖统治、巩固最高限价、殊死战争等问题上都与埃贝尔及其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朋友们所拥护的平民纲领背道而驰。
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进攻导致反动势力萌生，便利了丹东派的攻势。
打击乱党的斗争开始爆发，这种斗争不仅给革命政府，而且给人民运动以致给大革命本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外国人阴谋”
和东印度公司事件（1793年10—12月）
这两个事件，无论从其主要当事人来看，还是从其后果来看，都是密切相连的。
它们既破坏了山岳派的统一，又加剧了国民公会中的纷争。
“外国人阴谋”
是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在10月12日前不久揭发出来的。
丹东的这位同极端派断绝了关系的朋友，指控那些极端派分子参与一个由外国人策划的、旨在用过激做法搞垮共和国的阴谋，并特别点了普罗利、德菲厄、佩莱拉和迪比松等人的名。
革命派中有不少外国难民，大革命开始时曾宣布欢迎一切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前来参加，也的确接纳了许多外国人。
有些外国人，如阿纳夏尔西·克罗茨和托马斯·潘恩甚至在国民公会占有席位；有些则以科尔得利派的姿态出现，或活动在各俱乐部和民众组织中（如佩莱拉）。
这些外国避难者很快就发挥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作用。
尤其使救国委员会深感不安的是，他们同外国工商界人士过从甚密，而这些人士的作用都是值得怀疑的。
他们中有得到夏博保护的英国外交部的银行家瓦尔特·博伊德，有纳夏泰尔人（普鲁士臣民），银行家佩勒戈，有布拉邦特人（奥地利臣民）。
雅各宾鼓动家德菲厄和许多山岳派议员的朋友普罗利（也是银行家），有奥地利臣民、实业家弗雷两兄弟（前嘉布谴会[1]修士夏博1793年10月6日娶了他们的妹妹为妻）和西班牙破落大贵族居兹曼（也是个实业家）……这些外国人和某些山岳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极端措施，如领土兼并、非基督教化运动，都得到他们的推动（克罗茨和佩莱拉曾参与使巴黎宪政派主教戈贝尔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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