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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自由必然与私有权紧密相关：
“假如你们给无产业者无限的政治权利，假如有一天他们坐在立法者的席位上，那他们就会鼓动或纵容动乱而毫不顾忌后果。
他们将会对商业与农业制订或同意制订极其有害的税率。
因为他们自己感觉不到，不会害怕，并且也预料不到这些税率将会带来的可怕后果。
最终他们将把我们重新推向我们刚刚摆脱了的激烈动乱之中。”
这是对共和二年尝试的无情谴责，并且也杜绝了民众各阶级的一切希望。
于是，根据1789年的传统，热月党共和派同君主立宪派的和解勾画出了一幅由“显贵”
们，即至少是富裕的有产者组成的国家的轮廓。
布瓦西·当格拉曾明确指出：
“无产业者必须在德行方面不懈地努力，才能对并不维护他们的秩序感兴趣。”
从此，财产私有权便被资产阶级认为是非我莫属的了。
山岳派的立法曾一度使私有财产的获得比较容易，但这时以自由经济需要为名，完全剥夺了无产业者，尤其是小农获得私有产业的可能性。
早在共和二年果月22日（1794年9月8日），下夏朗特省议员洛佐就强调了这种必要性。
他向国民公会作了题为“关于要使全体法国人都变成地产主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以及这种变化将会带来的有害后果”
的报告。
因为，企图通过平分土地来消灭贫困纯属幻想。
即使可以让全体农民都变为独立的自耕农，共和国也完全没有理由为之庆幸。
因为到了那时，大农场主、商人、工厂主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自己企业所必需的劳动力？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建立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
然而，贵族也毫不甘心。
经过短暂的和平之后，战争再次爆发。
资产阶级国家和“有产者共和国”
之间的脆弱平衡，因其自由的形式而注定了它是弱不禁风的，这时它再次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1799年如同共和二年，祖国的危急迫使人们采用专权的办法。
但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与社会上的优先地位是完全不容许人民群众妄加评论的。
革命的专政被摈弃，于是只有实行军事独裁。
这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意义所在。
共和八年，有产者共和国的显贵们把国家限制在共和三年规定的狭窄的纳税者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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