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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广大群众并不仇视个人产权的原则，但是他们认为个人产权绝不能超越集体权利，即共同放牧权和二茬草权、拾落穗权、森林使用权。
公有地被小农认为是公共财产。
制宪议会宣告了耕种和圈地的自由，废除一切规章限制，导致“强迫轮作”
和“义务轮作”
在原则上被淘汰。
人工草场即使不圈围栏也不能实行共同放牧权。
这样，大革命加强了大地主和大农场主的地位（除规定最高限价时期外），自由贸易进一步壮大了他们的实力。
当然，农民永远颂扬大革命使他们的村庄结束了贵族统治。
土地革命虽然表面激烈，其实际效果却很温和，甚至“保守”
（勒费弗尔语）。
从此，少数强大并忠于新秩序的有产业农民在保守的抉择方面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
贫苦农民的条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但他们保住了其传统地位的主要方面。
从总体来看，他们没能获得地产。
但是，革命中的历届议会没有敢永久地摧毁农村公社，废除公共产业和集体使用权。
围圈土地是准许的，但并不强迫。
这一规定在整个19世纪一直保持着，未被淘汰，因为至今仍然有效的1892年法律规定共同放牧权的废弃取决于全体村民的意志。
因此，革命在这一领域里只达成了一项妥协。
但是，当人们把法国农业的发展和英国农业的发展进行比较时，就可发现其全部意义。
集体使用权按照农民的意愿被保留下来，然而土地和经营的分散却大大妨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农村小生产者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给法国的政治史带来某些独有的特点。
假如圈地和地产重新组合像在英国一样被强行规定，那么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将会和工业领域一样获得彻底胜利。
封建贵族顽固地反对革命，在长时间里阻止了资产阶级同它达成任何政治妥协，并迫使资产阶级向农民，甚至向贫苦农民让步，因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会使贫苦农民变得更加令人生畏。
还有必要在这里指出一些细微差别，在旧制度时的农民社会结构里就可以见到这些差别。
在大规模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农场主都积极要求农业资本主义化。
农村公社因其主要成分外流而很快瓦解：迅速地无产阶级化的贫苦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和大工业必要的劳动力。
在进展缓慢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地区，农村公社因其内部有地农民和竭力维护土地和树林使用权的贫苦农民之间的对立而遭到破坏。
于是两种经济形式互相对峙，一种是过时的旧形式，一种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个人主义的新形式。
这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隐约的、尖锐的斗争。
它经常通过传统的农村骚乱表现出来。
最后一次斗争发生在1848—1851年间，这既不是最缓和也不是最一般化的斗争。
4.新老资产阶级
准备并进行了这场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的受益者。
但是，不同的阶层受益程度各不相同。
资产阶级仿佛经过了彻底的改造，它的内部平衡也发生了变化。
在它的队伍里，原来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地位最为显赫，现在他们已让位于那些商人、企业家以及领导生产和交换的人了。
旧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即和旧的经济、社会体系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和贵族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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