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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7年，席泽宗就注意到《开元占经》中所引一条战国时期关于木星的史料：“甘氏曰，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
正是这条史料，使席泽宗怀疑甘德可能已经发现了木卫。
这条史料许多人都知道，但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卫这一事实，使那种认为木卫只能用望远镜才看得到的说法深入人心，成为传统观念，所以人们对这条史料大都轻易放过了。
席泽宗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多少年之后，他在弗拉马利翁的著作中发现了木卫可用肉眼看见的主张，后来又在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的记述中发现有肉眼看见木卫的实例，这使他联想起甘德的记载，于是着手研究。
经过周密的考证和推算，他证明：上述甘德的记载是公元前364年夏天的天象，甘德确实发现了木卫。
同时，他又将这一结论交付北京天文馆天象厅做模拟观测。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青少年在河北兴隆县做实地观测，北京天文台在望远镜上加光阑，模拟人眼进行观测，三家观测结果一致表明在良好条件下木卫可用肉眼看到，而且甘德的记载非常逼真。
这些观测有力地证实了席泽宗的结论。
这个结论把人类认识行星卫星的历史提前了两千年，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国内外报刊做了大量报道，英、美等国都翻译了全文。
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薮内清为此发表了《实验天文学史的尝试》一文，认为席泽宗的研究是实验天文学史的开端。
席泽宗从青年时代醉心于天体物理学，至20世纪50年代以《古新星新表》蜚声国际天文学、科学史两界，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此后他在中国恒星观测、宇宙理论、天文学思想史、人物研究、敦煌卷子、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的天文学文献等方面又做了大量重要工作，终成享有国际声誉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史专家。
他曾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学史组织委员会委员、第16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远东组主席、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等，并已被8种世界名人录列传。
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之前，他就作为中国天文学史界的代表，参加了论证筹划以及可行性报告的起草工作。
不过按席泽宗的说法，他刚开始介入这项工作之时，心理上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的感觉。
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古史年代学问题，而过去的年代学研究者，往往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成功率却极其有限。
中国两千年来的研究者不用说，就是国外也是如此。
例如世界顶级的大科学家牛顿，在完成有关的天体力学研究之后，开始研究《圣经》中记载的有关古史年代问题，他所倾注大量心血研究出的结果，后来被科学界当作神学类的东西无情地抛弃了。
可以说，在这一研究领域，牛顿是不成功的。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席泽宗任《天文学报》编辑时，在第一期就刊登了天文学家刘朝阳写的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文章，结果引来了许多批评意见。
有的学者在寄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按照几何原理，两点方可画一线，三点才可画一个圆。
而刘朝阳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开始连线和画圆，其间谬误可想而知。
面对众多学者对刘朝阳文章观点的批评，席泽宗感到武王伐纣问题，是个既让学者们敏感，又十分棘手复杂的难题，不是一两个学者凭自己掌握的知识，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后来只在刊物上刊登了一篇批评文章，就匆匆偃旗息鼓了。
这次当席泽宗和李学勤、仇士华等专家聚在一起谈到“工程”
，并表露了自己的担心时，李学勤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工程”
所具备的条件和可行性做了解释，而仇士华则用具体的事例说明有些过去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能够得到解决。
如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仇士华表示可以用14C测年法，对一些墓葬的系列样品，通过高精度测年来确定这段历史的范围，然后再参考其他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确定一个较为准确的年代。
过去只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年代学的席泽宗，想不到还可以从考古、14C测年、金文历谱的排序等角度来综合交叉研究并确定年代。
经过几次沟通和交流，他消除了顾虑，信心大增，决心为“工程”
的完成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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