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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邹衡后来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是因为晋都始见于《左传》者为翼，即今之翼城。
《毛诗·唐谱正义》引《汉书音义》臣瓒按：“唐，今河东永安是也。
去晋四百里。”
历史上的永安在今洪洞县一带，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曾在洪洞永凝东堡发现过西周早期墓葬和铜器群，并出土了两版西周时期的卜骨，其中一版刻有文字。
到了60年代，考古人员又在翼城鼓山东北麓发现过西周早期铜器群。
所有这些都为晋都的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山西翼城、曲沃古代遗址位置图
在山西省考古所的配合下，邹衡将目标重点放在翼城和曲沃两县。
在调查中，共发现了10多处西周遗址。
其中最为重要的有3处，一是翼城东南7.5公里的故城村遗址；二是苇沟—北寿城遗址；三是翼城与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
为了对3处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个大体的了解，邹衡率领学生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试掘。
试掘结果表明，故城遗址建城的年代应在东周时期，不合乎早期晋都的条件，故排除在外。
第二处苇沟—北寿城遗址，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西周早期至东周时期的晋文化以及汉代文化遗存，其中晋文化遗存的分布最为普遍。
在清理的城内战国晚期的地层中，考古人员挖出一件红色陶釜，釜领部有横戳印陶文“降（绛）亭”
两字。
这一陶文的出现，对考古调查人员来说无疑是个重要线索，而收获最大的算是对天马—曲村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晋侯墓地发掘现场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翼城之西和曲沃之东的两县交界处，因其在天马、曲村、北赵、毛张四个村之间的宽阔平原上，故名天马—曲村遗址。
该遗址西南距侯马晋国遗址约25公里，西距汾河约12公里，南距浍河约8公里。
从整个地望来看，这个总面积约为3800米×2800米的遗址三面环山，两面近水，地阔土沃，颇有气势。
邹衡（左一）在天马—曲村墓地与徐天进副教授等一起发掘
早在1962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由谢元璐等专家组成的考古调查组赴山西做田野调查时，就发现了这个遗址。
1963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班学生在此进行了首次试掘，由于试掘范围较小，对遗址的文化性质仍缺乏认识。
16年后，邹衡率领学生会同山西省考古所再次对这个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长达800米的晋国墓地，并试掘了部分墓葬。
这次发掘，为认识此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征等问题创造了条件。
关于这次调查和试掘的情况，邹衡等考古专家经过研究分析，在报告中做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试掘的苇沟—北寿城和天马—曲村两遗址，于文献虽皆无证，但都有早期晋物而值得注意。
前者出有战国“降（绛）亭”
陶文，与侯马晋国遗址出的几乎完全相同。
天马—曲村遗址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延续的时间也较长。
经过初步判断：此遗址在西周初期就已兴起，发展到繁盛时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而到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却又陡然衰竭下来。
我们知道，侯马晋国遗址开始兴起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发展到繁盛时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才逐渐衰竭下来。
从这两处晋国遗址的盛衰交替情况，人们将不难看出它们首尾相衔的关系。
如果说后者是晋国晚期国都“新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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