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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唯一完整幸存的。
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1986年之后，该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成百上千的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
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入遗址，大肆进行盗掘活动。
几年之间，凡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
大批西周和汉代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走私盗运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和西方国家，致使我国文化遗产惨遭浩劫，在学术上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1992年，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此次发掘自4月开始，6月结束，共发掘清理了被严重盗掘的两座大型西周晋国诸侯级的贵族墓葬和一座小型汉墓。
同时在两座大型墓葬附近区域进行了钻探调查，发现了三对规模相当的大型墓葬。
从调查、钻探和发掘得知，此处是一处由数座大型墓葬组成的晋国高级贵族的墓地。
北大考古队发掘的晋侯墓室内情形
就在这次抢救性发掘工作结束不久，又传出墓地的另一座大墓被盗掘的噩耗，且从墓中盗出的数十件青铜器已走私至中国香港等地。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在国务院的直接指示下，山西省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门明令天马—曲村遗址所在的地、县政府务必加强墓地的保卫工作。
同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考古队，于1992年10月16日至次年1月11日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
这次发掘共探明西周时期甲字形大墓七组十五座，车马坑两座。
限于时间的紧迫，考古人员只发掘清理了其中五组十座大墓以及已经暴露出的八座祭祀坑和六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陶、玉、铜器等珍贵文物。
在发掘清理的五组大墓中，从墓葬排列、规格及随葬器物来看，当为晋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别为晋侯五座，晋侯夫人五座。
尽管这次抢救性发掘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收获，堪称是遗址发现十余年来，考古人员发掘收获最大的一次。
不仅进一步确证该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从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缺憾，可谓是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的空前发现。
晋侯墓地M6、M7墓地门全景
晋侯M1墓葬出土外椁复原图
上图：晋侯M8墓内出土的经盗墓贼盗掘后残存的青铜兔尊下图：兔尊拓片。
与照片相比，它给人的感觉更加灵气飞扬，其腾空跃起的瞬间被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在周代前期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可作断代标尺的典型单位。
尽管西周时期的诸侯墓地已发现多处，如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公族墓地和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国墓地，其规模虽大，但早已被严重盗掘，遗存不多，布局也较模糊。
再如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公族墓地，其保存虽然较好，但延续时间短暂，规模也较小，很难涵盖周代前期的文化层面。
天马—曲村墓地的不同在于，从钻探和发掘情况看，墓区内有一个庞大的晋国高级贵族和王侯一级人物的墓群，墓葬排列规整，演变序列清楚，且历史上未曾被盗，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周代墓地及墓葬制度发展演变的难得的依据。
尤其难得和可贵的是，1992年底，发掘清理的编号为M8的一座大型墓葬，出土器物种类较为齐全，王的世系基本明确，为周文化考古材料的年代分期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标尺。
除此之外，在有关周文化玉器的研究中，以往由于缺乏较完整的高级别的组合关系实物材料，而长期停留在对组合的假设复原之中。
这次发掘的三座棺内玉器保存尚完好的晋侯及晋侯夫人墓葬，初步断定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和西周晚期，其同一时代的墓主又是夫妻关系，男女性别明确。
所有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又为研究西周早期至晚期墓葬玉器组合的发展演变规律、男女用玉制度的差异及等级差别等提供了可靠的佐证。
晋侯M1墓葬平面图
晋侯墓地出土的玉人摹图
根据1985年张家坡西周墓地井叔墓发掘资料复原的西周中期车子
晋侯墓地出土的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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