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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公布成果[3]后第20天，2000年11月29日，席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三个确定，一个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学成果》，这篇文章是对那种不信任舆论的最有力的回应。
以下，请允许我介绍这篇文章。
第一个确定是，“‘天再旦’确定了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
。
席先生评价了中外前辈的研究。
肯定了刘次沅在理论和观测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认为是完美地解释了“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的记载。
并说明师虎簋铭文中的历日与它互证匹配。
第二个确定是，“根据‘岁鼎克昏’确定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
。
席先生从断代工程整理出版古今中外武王克商年研究的44种说法开始，进而说明了断代工程收集与武王克商战争相关的所有天象记录一共16项，指出其中最可信的是利簋铭文“岁鼎克昏”
；第二重要的是《淮南子·兵略训》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
的记录；还有《国语·周语》中有关伐纣时的天象记录，同时还需符合《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篇的历日记载。
席先生充分肯定了江晓原计算、筛选出公元前1044年1月4日的结论所采用的全新思路。
同时指出两点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计算采用月相定点说，与西周铜器历谱研究的月相认识不一致（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断代工程中，对月相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是逐步走向相对明确的）。
首席专家们决定请刘次沅重新做一遍演算。
条件依旧是那些条件。
席先生在文章中浓缩地告诉大家，刘次沅的工作特点在于：把《武成》篇历日的月相，做了三种假设。
他否认了刘歆的定点说，也否定了王国维的四分说，他选择了第三种假设——以初见月亮的一两天为生霸，以望后月面开始亏损的一两天为死霸。
最后刘次沅筛选克商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江晓原的公元前1044年是第一方案；
刘次沅的公元前1046年是第二方案。
两个方案所满足的天象条件差不多，只相差两年。
而且都在14C测年得出的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
席先生说“如此不谋而合令人喜出望外，最后我们选择了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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