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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陕西经历了万历末年到天启年间的重度盘剥。
崇祯初年，地方又因领受加派，饿死了不少人，朝廷还继续收税，饿死的人就更多了。
老百姓命都没了，哪还有什么心思管蝗虫的事？
对崇祯皇帝来说，这样的灾害与自己这个帝王不称职有关。
老天的愤怒，首先就是针对自己的，于是下了罪己诏。
第一次发诏是在崇祯八年，正是西北出现蝗灾的时候。
当时，农民军东进南下，攻克了明朝的龙兴之地凤阳，焚毁了明朝皇陵。
第二次则在崇祯十年，恰好是蝗灾再次泛滥的时候。
当时中原大旱，蝗虫遮天蔽日。
崇祯祈福降雨，结果老天并不给他面子，一滴雨都没有下，于是，他又发了一次罪己诏。
试图通过归咎自我，请老天开眼的做法，即便是放到皇帝身上也是行不通的。
能行得通的，只有老老实实地按规律办事。
贞观初年，关中闹过一次蝗灾。
当时唐太宗李世民新即位，视察禾苗，抓住几只蝗虫诅咒道：“要吃就吃我的心吧，别害百姓。”
说完把蝗虫全都塞到嘴里吃掉。
他身边的人赶忙劝止，李世民却说：“就把灾难移到我一个人身上吧，怕什么生病！”
据史料记载，“自是蝗不复为灾”
。
这事之后，蝗灾果然消失了。
实际上，这并不是李世民的祝由术起到了作用，而是他背后高效运作的行政系统将蝗灾扼杀在了摇篮里。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也遇到了类似的考验。
开元四年（716）山东闹蝗灾。
李隆基与宰相姚崇力排众议，派遣使者到各地监督灭蝗工作，以工作成效评定优劣，拯救黎民，大获成功。
道以人重，事在人为。
古人灭蝗的正面与反面，恰好说明了这个道理。
而今，我们想要有效地治理灾难，除了科学应对，提前预防，还应注重灾害发生后的组织与动员能力。
即便是科技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一旦组织失灵，或者执行变形，依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蝗虫造成的灾害，实则检验的是人的工作。
濒临崩溃的系统，是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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