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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过渡时代的读书人，确常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两种身份认同之间，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
以前的士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虽然也有所谓乡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idealtype）的方式表述，则士人进退之际，基本保持着“天下士”
的胸怀。
与之相比，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之间，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不过，传统的现代影响，仍处处可见。
从清末到民初，始终有人感觉读书人若是“为学问而学问”
，就未曾尽到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常乃惪在1928年就抱怨说：胡适推动的整理国故，未能给“中国现代的国民”
以正面影响。
像《红楼梦考证》一类著述，“试问对于20世纪中国人有何大用处”
？他强调：“‘无所为而为’的治学精神也未尝没有道理，但那是承平之世的勾当；在乱世的学者，应该是抱‘为人生而研学’的态度才是。”
[3]常氏很清晰地看到了“无所为而为”
本是传统“读书”
的精神，甚有所见。
他说那是“承平之世的勾当”
，要“为人生而研学”
的态度才是乱世的学者所应有，同样有启发。
在清季民初的过渡阶段，遗存的士与新生的知识人共存，那两三代读书人的心态和行为，常有相互覆盖的现象。
从梁启超到胡适再到常乃惪，其年龄大体都只有半个世代的差别，但在一般认知中，往往被视为三代人。
其身上的过渡特性，也的确展现出某种层次感。
由于科考内容的转变，清季最后一代社会意义上的“士”
，在思想上和心态上与传统的士已很不一样，反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人颇多相近之处。
另一方面，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知识人，其社会存在虽基本相同，其心态和行为的差异，也与上两代人相类。
[4]
“士”
与“知识人”
有一个根本区别，即知识人可以停止在议政阶段，做“社会的良心”
，甚至可能“回到故纸堆中去”
；但对真正的士来说，学问本是为政治而做，“澄清天下”
同时落实在“人心”
和“世道”
两方面，不仅要做“社会的良心”
，也一直有着“待时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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