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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而言，这是某种已经错位但又无法回避的角色。
在瞿秋白看来，那时“最优秀的最真诚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终是要坚决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
。
[7]但他也坦承“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
。
由于革命实践的急切需要，却不得不让这样的人来充当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就像“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
。
他自己从1923年回国后，就一直在“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
。
[8]
“狗耕田”
本是特指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中的读书人，若推而广之，似乎也可从这一视角去理解近代新型读书人在过渡时代之中的困窘。
而且这一困窘是延续的：近代百余年间，有不少思想和政治的分水岭，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似乎仍未从根本改变其挣扎徘徊于“士人”
和“学人”
之间的紧张。
原刊《汉学名家论集：吴德耀文化讲座演讲录》，黄贤强主编，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1年8月
[1]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1900年），见《小航文存》，77～8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8。
[2]本段与下段，瞿秋白：《多余的话》，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335～33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3]冯友兰：《新学生与旧学生》（1918年9月），见《三松堂全集》，第13卷，619～62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4]这里的“知识”
不仅是专业化的，还越来越与“科学”
（包括社会科学）挂钩，再后来更特别与“技术”
挂钩。
[5]本段与下段，瞿秋白：《多余的话》，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335～336页。
[6]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载《创造周报》第33号（1923年12月23日），3页。
[7]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年），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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