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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
分裂之后，即使是尊西趋新的士人也开始意识到“西方”
是个复合体，即西方模式有好有坏，至少有不适合于中国者；不同的源自西方的“主义”
此时开始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中国人学西方的选择性明显增强。
此后中国人谈西方，即与前大不相同。
即使同一个人谈西方，也有所不同。
如梁启超此前此后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正由于原为一体的“优越西方”
本身已“变”
；此前他鼓吹了许多资本主义内容，是作为“优越西方”
之一部，而不是西方一种分立的思想；此后他越来越反对资本主义，却是反对那好坏兼半的西方的不好的一面，亦即作为西方一种分立的思想或主义在反。
不过，梁启超虽然主张西方的一部分已出问题，他仍想要学习西方未出问题那一部分。
西方既然不是一个整体，则中国人当然只选择更好的那部分来学习，于是有学习榜样的转化和不同的西方“主义”
在中国的竞争。
[1]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载《历史研究》，1996年6期。
[2]就是《新青年》的同人陶孟和在此时到欧洲，对西方政制也有失望的感觉。
参见陶履恭：《游欧之感想》，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49～55页。
[3]此诗由何遂示陈衍，黄濬录之，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97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4]陈志让：《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12卷，4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75、11、25页，上海，现代书局，1934。
伍启元是较早系统研究新文化运动并写出专著的学者，他的成果长期受到学界忽视，其实很值得关注。
[6]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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