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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元4世纪时，凯尔特语仍被一些不列颠人和高卢人使用，罗马化的同质化效应很可能使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变得模糊，并创造出新的种族认同。
后来北欧人迁徙到这些地区，在维京人诺曼人时期达到**，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变化。
公元7世纪以后，高卢和不列颠的大部分人口都不能再被认为是古代讲凯尔特语的人的继承者。
但西部偏远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
在阿莫里卡、不列颠西南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讲凯尔特语的当地人口，基本上没有受到公元后前八个世纪破坏性事件的影响。
他们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自己的本土文化。
海洋仍然是他们之间主要的交流途径，从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讲凯尔特语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强了大西洋偏远地区的文化认同，这里成为文化繁荣的中心，而文化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受他们对基督教的独特解释的启发。
在精英领导下的拉腾艺术的发展和爱尔兰受早期基督教教会启发的艺术繁荣之间可以进行有趣的比较。
在这两种情况下，艺术都象征着一种根植于社会内部的复杂信仰和行为，并且发展都超出了其中心地区。
这些不同地区的居民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一部分，这很难说，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自认为是凯尔特人。
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部落关系提供了最直接的认同感。
然而，尽管如此，西部早期讲凯尔特语的基督教群体是史前同一地区讲凯尔特语的异教徒的直接继承者。
在使用“凯尔特基督教”
或“凯尔特西部”
这样的表达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并非毫无道理。
图18 杂志，一份致力于推进西部“凯尔特”
社会事业的出版物
凯尔特人的形象在18世纪被召唤出来，经过精炼和改造，以迎合19世纪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
毫无疑问，这一形象被现代的许多包袱所拖累，其中大部分是从黑暗的民间传统中挖掘并净化出来的，或者只是为了给政治抱负带来一种正统的感觉而发明出来的。
然而，新凯尔特人对自己形象的刻板化只是重新定义了一种身份，而这种身份已经扎根于他们遗产的本土性质，以及他们顽强地幸存下来的语言。
早在两千多年前，希腊和罗马的作家就为北方边境上的野蛮人提供了一种身份，以便更容易地应对他们的外来性。
这些新凯尔特人所做的不比那些希腊和罗马作家多。
凯尔特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他们不断被重塑，重塑他们的有时是外部观察者，有时是他们自己。
如果我们采取强硬的纯粹主义路线，可能会认为今天的布列塔尼人可以自称凯尔特人的后裔，因为根据恺撒的说法，高卢中部和西部的居民称自己为“凯尔特人”
，并且从那时起，人口变化相对较小。
其他没有任何地区符合这三点的。
许多人会发现这个定义过于狭隘，认为所有那些今天经常使用凯尔特语的地区，都可以声称与史前时期的凯尔特人有某种联系。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哈尔斯塔特时期贵族或拉腾精英的后裔，而是说他们是更古老的大西洋文化和语言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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