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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同届不同班的同学，高考前见到我满脸艳羡、钦佩的谄笑，甚至说：“北京大学中文系不招你招谁啊？”
但是，等到揭榜，他认为自己被师专录取毫不奇怪，而我竟沦落到跟他一起跑去报到，真是“今古奇观”
，那是我的“现世报”
，也是他的“精神胜利”
——他终于从我也有那样的“今天”
里，获得了一种原来失却的心理平衡。
记得收到师专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拿给母亲看，她说了句：“我总觉得我的孩子能上北大。”
我伤了母亲的心。
然而最深的痛楚还是在我的身上。
在六十五中时，我和同班的马国馨最要好，他被清华大学建筑系录取，他到清华报到后立即往师专给我寄了封信，希望继续保持联系，我把那封信撕了，直到三十多年后，才再次跟他见面，那时候他已经是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设计出了亚运会启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筑群，而我那时不仅凭借小说获得名声，也从事建筑评论，在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一书里，我高度评价了他的作品。
记得应邀参加一次建筑界的活动结束后，我约他和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建筑师——到天伦王朝饭店大堂茶叙，他这样向他的夫人介绍我：“六十五中同班的，他那时候功课棒着啦！”
我很感激他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那时候就只配被师专录取。
上师专，教中学，这也许是我的宿命。
我从少年时代就想当作家。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没上成北京大学或别的名校，难道我就不能自学成才吗？何况北京大学或别的名校的中文系也并不承担培养作家的任务。
记得老早就看到过孙犁的说法，大意是写文学作品不一定需要高学历，具备初中文化水平就可以尝试。
我激赏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认同他的说法。
是的，作家的养成主要靠社会这所大学校，作家最必需的素养是对人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
构思作品时有悟性，驾驭文字时有灵性，就可能成为不错的作家。
我在“师专生”
、“教中学”
的压抑性环境中顽强努力，终于成为一个无论如何无法一笔抹杀的作家而自立于社会。
我知道有的人无法承认我以作家而存在的事实，甚至恨不能将我撕成两半，但也确实感受到有不少人喜欢我的作品，包括我对《红楼梦》的揭秘，乃至喜欢我这个人本身。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天地又有仁，它让“有志者事竟成”
的故事一再上演。
1988年3月，香港《大公报》纪念复刊四十周年，邀请内地一些人士为参与纪念活动的嘉宾，受邀的有费孝通夫妇、钱伟长夫妇、吴冷西夫妇，另外是两位不带夫人的相对年轻许多的人士，其中年龄最小（四十五岁）的是我。
吴冷西当时是中国新闻界的老领导、大权威，他的夫人肖岩，曾任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我上师专时，常坐在下面听她在台上作报告。
此前我从未近距离地接触肖岩校长，更不曾设想能跟她平起平坐，寒暄对话。
肖岩知道我写过《班主任》，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并且是《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我在1987年初惹出的“舌苔事件”
那时已经了结，我在1987年9月复职），把我当作一个“文坛新秀”
十分尊重，但有一点是她未曾知道的，我主动告诉她：“肖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是1961年北京师专中文科的毕业生。”
这让她吃了一惊。
她微笑地望着我，迟疑了一下，说道：“啊呀，真是鸡窝里飞出了凤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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