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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那时钟洛陪他坐邓拓专车去往《人民日报》社，那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坐上高干汽车，到了《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亲切地接待他……他哪里写得出合乎要求的文章来，后来以他署名发表的文章，其实是编辑部在他底稿上几经“彻底改造”
完成的。
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是那样，如果认为你没资格发表批判他人的文章，你写出的文章再“好”
也不会刊用，而一旦确定一定要让你以批判他人的文章来“过关”
，则你的文章再“不好”
，也会帮你改“好”
按计划发表。
周先生当年就那么“过关”
了。
但他竟至今不明白，邓拓对他的态度是由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决定的，他就误以为那以后能够让邓拓记住并保持那天的亲切态度。
因此，他在另外的回忆文章里，写到1962年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大展，邓拓出现时，他趋前打招呼，自报姓名，邓拓却十分冷淡，令他难堪，不禁耿耿于怀。
他哪里知道，邓拓一直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浮沉，曾被毛泽东召到床前，毛痛斥他是“书生办报”
“死人办报”
，后来就从《人民日报》卸职到了北京市委在彭真领导下工作，1962年时他心情难好，正在思考许多问题，在《北京晚报》上写《燕山夜话》专栏，哪可能与周汝昌邂逅时喜笑颜开呢？
1953年冬天，我十二岁，因为五岁上学，所以那时已念到初中一年级。
我早慧。
那时受家里大人影响，已经读了《红楼梦》，而且很有兴趣。
那时我家住北京钱粮胡同，胡同东口外马路对面，有家书店，我常去逛。
有天在那书店里见到《红楼梦新证》，翻开看到有一幅“红楼梦人物想象图”
，大吃一惊，因为我自己的想象，是从京剧舞台上衍生出来的，与那相距甚远。
我就把那书买下来，回家捧读。
似懂非懂，也难卒卷。
但其中《迷失了的曹宣》和《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两节，令我有阅读侦探小说的快感。
于是就跑到大人门前说嘴，惹得他们将书“没收”
，拿去轮流阅读，然后我们家里就时时有关于《红楼梦》的讨论。
那其实就是1991年（三十八年后）我开始大量发表读红心得，逐步形成“秦学”
思路，以及到2005年推出集大成的《红楼望月》，并终于借助CCTV-10《百家讲坛》把自己研红心得以更大力度公诸社会，引起争议，产生轰动，拥有“粉丝”
，欲罢不能的“原动力”
。
1991年我在《团结报》副刊上开了一个“红楼边角”
的专栏，时不时发表些谈主流红学界很少触及的“边角”
话题，比如“大观园的帐幔帘子”
什么的，没想到我这样一个外行人的外行话，竟引起了周先生的注意，他公开著文鼓励，更与我建立通信关系，使我获得了宝贵的动力，不为只是一粒苔花而自惭，也学牡丹，努力将自己小小的花朵胀圆。
周先生对我，正如胡适当年对他，体现出学术大家对后进晚辈的无私扶持。
周先生给我的来信，均系他亲自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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