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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曾供职过的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曾提供条件，让我到青岛参加一个与海军部队创作组联办的笔会，对《钟鼓楼》进行最后的润色，至今我还怀念着那些时日和所结识的海军作家，美好记忆，如不落的彩霞。
但是在从青岛返回北京的路途中，负责那一年《十月》稿件终审的副主编张兴春告诉我，由于前几期的稿子已经排满，又由于我的《钟鼓楼》太长（约28万字），因此，他只能跨年度安排，即1984年第6期刊出前一半，1985年第1期刊出后一半。
我当时没表示什么，心里却很别扭。
因为那时候宣布，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参评作品，必须是1984年内及以前所刊发的，倘若《钟鼓楼》后一半1985年初才刊出，那就只能等到四年后去参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了。
由于有这样的私心，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背叛了《十月》，把《钟鼓楼》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杂志，《当代》允诺在1984年内给我发完，责任编辑之一的章仲谔又去找了名画家丁聪，为《钟鼓楼》的书设计封面和绘制插图，丁聪的画在《当代》杂志上也部分使用了，单行本还没有印出来，在1985年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钟鼓楼》竟获了奖。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因故延迟评颁。
本来呼声很高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落榜。
也不奇怪。
那以后见到宗璞大姐，说及此事，都知王蒙连一个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都被揪住不放，欲对他“政治解决”
，哪里还可能评他一个茅盾文学奖呢？展眼到了1994年，王蒙六十“大寿”
（加引号是因为现在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七十绝非稀奇，八十还是小弟，九十过后仍活跃的大有人在），宗璞大姐就给我来电话，说应该为王蒙庆寿，大家聚聚，热闹一下，让我牵头，结果是“大懒支小懒，小懒支板凳，板凳支门槛”
，到头来牵头张罗的是李辉。
后来王蒙的情况又有些个回黄转绿，“稀粥”
事已被经历者淡忘，未经历的需费许多唇舌才能弄个明白。
到2004年王蒙七十华诞，我跟宗璞大姐通电话时就说“无贺不失理”
。
宗璞大姐1988年出版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2001年出版了第二部《东藏记》。
《东藏记》出来以后，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个研讨会。
那时候我已处于赋闲的边缘状态，主流是排斥我的，我也排斥他们，双向排斥，形成了我不参加任何会议的常态。
但大姐给我来了电话，全然是没商量的语气：“心武你要来啊！”
我只好赴会。
那个研讨会主流、非主流去了很多人，我发完言就离席走了，也没跟大姐握别。
到后来，《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我以为是实至名归。
2009年，大姐又推出了第三部《西征记》，她寄书给我后，通电话时要我将读后感“据实道来”
，我便无遮拦地报告一番，她嘱咐：“你要写文章啊！”
我很乐意，于是写出了文章发表。
最近跟她通电话，问第四部《北归记》的进展，她目已眇，耳已背，更时时晕眩，却表示还在点滴推进。
她虽然采取口授、助手打字的方式进行，但告诉我不能说成是在“口述小说”
，还应该说是在写小说，因为思维完全是书卷式的，助手打完了，包括标点符号，她是要逐一细修细校的。
她把《北归记》的主旨向我道出，令我震动。
是大彻大悟的笔墨。
我和大姐都热爱《红楼梦》，但我们分歧甚大。
大姐喜欢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虽然也对高鹗所续的四十回啧有烦言，比如她手中的本子里，高鹗有一回写到凤姐抽水烟，她几次跟我说起，认为真是一处败笔毁了一个美好的形象，但她总体还是接受高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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