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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特别重视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中既有两种文化对立与冲突的一面，同时又有互补与融合的一面；因而，人文主义绝不只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它同时又吸收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原始基督教和《圣经》本身所倡导的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它与中世纪教会宣扬的教义不能同日而语。
这种思想在本质上也体现了对作为上帝之造物的人的尊重与爱护，因而，它与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虽然并非同出一源，但却殊途同归，都是出于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维护。
这正是两种异质文化融合的契合点。
希伯来—基督教的这种博爱精神为人文主义所汲取，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就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因而有其特定的人文性。
正是这种特定的人文性，既构成了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在文化内质上的对立与冲撞，又构成了两者的互补与融合。
所以，特别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两种文化都是在人类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各自都有其发乎人性、合乎人性和违背人性、危害人性的积极与消极因素，因而都有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它们当中任何单一的文化范式都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反映，因而也不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最合理的文化模式，只有两者的互补融合才是正确的选择。
文艺复兴运动便是历史为欧洲社会创造的一个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人文主义文学中所蕴含的“人”
的观念，正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不同形态的表现。
薄伽丘（亦译“卜伽丘”
）和拉伯雷是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创作中的“人”
的观念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式的世俗人本意识。
薄伽丘的《十日谈》把人的原欲作为天然合理的东西加以描写，让人们去追求现世生活的无穷欢乐，表现出古希腊—罗马“原欲”
意义上的“人”
的回归与感性意识的觉醒。
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摆脱宗教蒙昧、智性能力得到开发的“巨人”
形象表明了人与神的易位，人智取代了神智，说明了人智的力量是无穷的。
小说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的名言虽不无偏激，但却表达了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对自由的热切向往。
如果说薄伽丘笔下的“人”
所体现的更多的是自然原欲的内涵的话，那么，拉伯雷之“人”
的观念则呈“人智+原欲”
形态。
显然，后者对“人”
的理解更全面。
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是后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既延续着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世俗人本观念，又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了宗教人本意识的养料，“人”
的观念呈“原欲+人智+上帝”
的形态。
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这个通常被学术界称为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人物”
身上，几乎没有前期人文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那种对自然欲望的强烈追求和个性主义色彩，他不是一个个性坦露、原欲冲动的古希腊—罗马式“英雄”
，而是希伯来式充满忧患意识、满怀基督之博爱的救世者。
但是，在与他相对衬的另一人物桑丘身上则表现出了执着于世俗利益，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的希腊式价值取向。
因此，堂吉诃德和桑丘的融合才是塞万提斯式的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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