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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它比以往的世俗人本主义和宗教人本主义有了更大的包容性，现实主义文学也借“人道主义”
表达了既理性化又更富有人性内蕴的“人”
的观念。
在这些“人”
身上，既有强烈的自然欲望和生命意识，追求着人性自由和解放，又始终受制于理性规约，灵魂深处蕴积着因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而生的心理张力。
在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是否存在动物性因而人性的“恶”
在所难免感到迷惑不解时，后起的自然主义则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人的生物属性的问题，从而把对“人”
的问题的探讨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对它的形成起重大作用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自然主义的代表左拉接受了达尔文的思想，形成了对人与世界的新的认识，传统理性主义的“人”
，在他头脑中一大半被“生物的人”
所取代。
他认为，“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人的兽性的根子，正如人人身上有疾病的根子一样”
[5]。
“具有思想意识的人已经死去，我们的整个创作领域将被生物的人所占据。”
[6]理性的“人”
当然不会像左拉所说的那样已经死去，但新的“生物的人”
的形象在他视野中的出现已是不可避免。
在创作中，自然主义作家没有也不可能对人做纯生理的研究，而往往把生理研究与社会分析结合在一起。
但是，生理学与遗传学始终是他们研究和描写人的切入点和基本方法。
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
被看成既定的科学事实，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的自然规律被用来解释人的私欲、“恶”
以及永恒的破坏力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学中那高贵的“人”
的形象，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动物王国。
自然主义的这种人文观念突破了理性主义的规范，使文学对人的描写扩展到了生理性区域，表现出了非理性、非道德化倾向，这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后来弗洛伊德以及荣格的心理学是相关联的。
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化观念上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已有所超越，从而跨进了非理性主义文化的门槛。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进一步给人带来心灵的挤压，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悲观主义、颓废主义笼罩了整个西方社会。
现实主义作家们曾为之忧虑的“恶”
的现象，不仅未曾被扼制，反而更为肆无忌惮地在社会中蔓延。
在这个缺少理性的世界上，浪漫主义的理想显得天真而空泛，自然主义所验证的人的“生物性”
，倒是让人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实证。
这时，欧洲开始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很好地归纳了这种时代精神，同时又反过来助长了西方社会的悲观情绪和危机感。
在这种“世纪末”
颓废精神弥漫的文化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已不再信守传统的理性原则，而是崇拜非理性、本能和潜意识；也不再执着地去追寻理想和美好的未来，而是热衷于描写人与社会的畸形、病态和混乱。
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人的理性内容被抽空后，注入了非理性内容，“人”
的形象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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