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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二、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事，他要垄断，对于中国握政权的人，谁能够一点不疑惑、不反抗，倒在日本权力的怀里，日本人就帮助他；反对日本的不用说了，就是主张亲日的人如果不能够倒到他怀里去，也是不受日本的恋爱的。
袁世凯不单是不能倒在日本的怀里，而且时时要用远交近攻的政策，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原因。
其次是机会。
当时日本人也看见中国排袁的风潮决不能够镇压，袁世凯的倒坍，已成了必然的运命。
顺着这一个时势，扶植起倒袁的人来，也是他们操纵中国政权的机会。
参谋本部聪明的田中中将，他是不肯放过这一个机会的，这是第二个原因。
所以在他化石的脑筋里面，始终是不愿意中国革命成功，不愿意真正的革命党在中国占势力的。
说起这件事，也有一个历史，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园寺公望作内阁总理，此人也是日本近代政治家当中一个最有能力的人。
他是京都的旧公卿，维新时候，作为倒幕运动的公卿当中的最年轻者，性格的确是贵公子当中的模范人物，聪明而老成，风流而沉着，忍耐而有决断。
他的思想，含得有不少的法国派的自由气习，对于现在政治和社会，很能了解，同时他自己是老公卿，维新时代和武士们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训练成一个圆熟而有才华的政治家。
一切元老当中，他的头脑，化石的部分最少。
当武汉革命军起，日本的宫中府中，不用说是起了极大的震动。
那时有两派的主张，一种主张要出兵帮助清廷镇压革命，一种人主张守中立，不干涉中国的时局。
长阀元老的山县元帅，做枢密院议长，在御前会议的时候，山县便主张出兵，枢密院中的老人辈，不用说附和山县的很多。
西园寺很平淡地说，“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国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他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则政治永不安定，这是历史的原则。
所以帮助他国镇压革命，是一件不应该而不可能的事情。”
这一个议论，成了当时日本庙议的决定。
本来，日本军阀们所以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第一个要点，就是对于革命的恐怖，怕中国的革命影响及于日本。
究竟这一个恐怖，是不是应该的呢？我认为是应该的。
因为革命运动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是思想，这两件东西，都有同类此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可能。
日本虽然是经过了一次的民权革命，推翻了幕府，统一了全国，开设了议会，发布了宪法，然而经过了数十年之后，前时代的维新，已经生了一种惰力，而新组织起来的社会，起了一种新的要求，同时也生了一种新的缺陷，民众势力和藩阀的势力，早已成了对立的现象，“打倒军阀”
的运动，当时已经渐渐普遍于民间了。
如果中国的革命成绩良好，直接间接，对日本的军阀，足以成为一个打击，第三次桂内阁之所以倒，当时民众运动之所以勃兴，的确是中国革命的影响。
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历史，自然山县有朋的子孙辈，一定和山县有朋的思想，是一个脉络，一个形态。
所以在中国倒袁运动起来的时候，田中中将的行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他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南方扶植岑春煊、唐继尧而压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那时他的说法，是说南方的势力要团结，要联合，不可分散。
他们分析中国的势力，决不用革命、反革命做分析，而用南方、北方做口号。
确实当时有许多国民党人，甚至许多同盟会的旧人，也忘记了“革命”
，而注意在南北，日本人的说头，更是有根据了。
当时参谋本部派青木宣纯中将到中国来。
在青木下面作实际工作的，就是今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松井石根。
南方各军的交通，和势力的集散，政府的组织，可以说都出自青木公馆。
岑春暄之回国，回国后之活动，军务之组织，政学系、研究系之联合，此中关键，都在东京参谋本部。
不止此也，田中中将此时的注意是很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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