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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器大战”
，一仗接着一仗，造成的损失很严重。
一方面，它具有择优汰劣的积极作用，弱者被淘汰，强者生存下来，并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它有消极作用，就是对生产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但在这次1988年底开始的、持续两年多的中国市场疲软状态中，珠江三角洲企业的表现都是很精彩的。
许多大中型企业天天在叫苦不迭，等中央来救济。
国家用了几十亿元，启动了半天，最后产品全进了仓库，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积压。
而广东的乡镇企业非但渡过了这一难关，而且是越战越勇，在这个过程中更以20%～30%的速度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更强。
这主要反映在中观这一级，尤其是市、县、地一级，他们对整个市场的掌握、对市场反馈的灵敏度，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保障。
因为当一个企业还是只有几十万、几百万资金的小企业时，它对市场是很难进行把握、捕捉的，它不可能在全国各地都设有自己的信息反馈网点，但若是一个“容声”
、“威力”
那样拥有5亿、6亿、8亿元资金的企业，它就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在全国各地都设有维修服务网点，为它提供信息。
它有这样的必要和人力，必要性和可能性加起来就成了必然性。
它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启示，真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建立在商品经济还没有孕育、发展的阶段，那只是奢谈计划。
在市场获得充分发育，企业得以充分舒展，并通过择优汰劣的过程，出现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实力的企业时，再谈计划才有物质基础，讲计划就是顺水推舟了。
反之，这种所谓的计划经济只会扼杀商品经济，到头来商品经济没有了，计划经济也没有，只能回复到原来的短缺经济。
田：此外，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现在已到了一定要剥离开来的阶段，政府行为绝不能代表企业行为，企业行为也绝不能体现政府行为。
过去我们常听说企业日子不好过时，就有“厂长找市长”
而不是找市场的说法，这是很荒唐的。
一个小城市有几百家企业，一个中等城市有几千家企业，一个特大城市有几万家企业，而现在珠江三角洲许多市、县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剥离得很清楚的，政府给企业什么样的支持、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服务，都很明确；企业该如何去发展生产、筹措资金、交利税，该如何去拓展市场、组织生产、推销产品，这是企业自己的事，市长、县长、镇长一概不过问，这点很明确。
而政府在服务方面也着力提高办事效率，搞服务“一条龙”
。
例如珠海市，就把各部门握有实权、能拍板算数的人请出来，组织在一幢大楼里，每人分给一张办公桌，然后该办的事你就盖章，不要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提高了办事效率，企业进一个门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
它是在目前机构改革还不能彻底消肿、精兵简政的特殊情况下搞起来的一种轻型政府。
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
政府对企业的态度是，要把它摔出去，让它经风雨、见世面，有本事你就长成大胖小子，没本事你就自生自灭，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不予呵护。
而现在内地许多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还是没有完全分离开。
三次学广东热潮
王：珠江三角洲的“所作所为”
还有很多启示，刚才我们已经从观念上谈了五大点，这里我再补充一个宏观背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12年，在这12年中，广东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地方。
大概算起来，改革开放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伴随着曾出现的三次学广东和考察广东热潮。
第一次是1984年、1985年。
由于当时广东独特的地位，四大特区占了三个，所以很多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城市都派人南下“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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