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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起来很离奇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重庆敌我双方最高层的一件想编都难以编出的真事。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从戴笠手底下跑到共产党的“周公馆”
来的几位“毛小伙”
吧：
张蔚林，一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的年轻人，只有在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里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载：
张蔚林（1916—194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庭。
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
平时，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
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
不多久，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
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
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
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
这个学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巨鹿路，校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长的魏大铭。
魏原是上海国际电台的国际报务科长，因私设电台、从事金融投机而被国民党交通部开除。
因魏与戴笠是同乡，在戴的介绍下参加了复兴社，并被委派为三极无线电学校的校长。
在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学生中，魏大铭每期以动员到军队服务为名，蒙蔽、欺骗一些人去军统工作。
张蔚林在魏的欺骗下，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
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后迁重庆）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
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
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派张蔚林到皖南赣北一带，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任景德镇分台台长。
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妇女的累累罪行，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
而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虽然落后，却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又使张蔚林由衷地佩服。
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倾向于革命，相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人民抗战的革命党。
不久，军统又派赵力耕、杨洗、陈国柱（均为武汉通讯技术训练班毕业）等人，到皖南的宣城、宁国补充那里的潜伏电台通讯人员。
由于身在偏僻的敌占山区，生活较为艰苦，加之国民党的法币不断贬值，上层人员又克扣薪水，引起了张蔚林的严重不满。
1938年5月，他暗中串连赵力耕、杨洗等人和其他电台人员，联名向军统局拍发电报，要求增加工资，搞得上司们十分狼狈。
于是，电台科长以张蔚林秘密串连、煽动闹事为名，报请电讯处，请求批准给他严重处分。
当时，电讯处长魏大铭是挂名的，实权掌握在副处长董益三手中。
董曾担任过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张蔚林是他的得意门生。
因此，董收到请求处分张蔚林的电报后，把它悄悄压了下来，并借机把张蔚林调到重庆，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负责侦收各个电台发出的讯号和控制电讯器材的供应工作。
张蔚林来到重庆后，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化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更加大失所望。
他苦闷、彷徨，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
他秘密地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
几位年轻人在一起时常议论时局，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痛恨自己身陷敌营，决心找到共产党，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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