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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演说术教育是塑造罗马政坛精英和法律人才的重要手段。
无论从政、立法，还是法庭辩论，都需要公民掌握一定的讲演技能。
而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活动家，演说术就显得更为重要。
西塞罗本人就是通过演说获取成功的典范。
教育的价值在于改造人，在于“学以致用”
。
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智力，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所学的知识有效地应用到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去，为社会和个人服务。
西塞罗认为，“真正的演说家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不仅能够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尊荣，而且能够给许多普通公民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幸福和安宁”
[116]。
他劝说青年人继续演说术的学习和研究，“以便为自己赢得荣誉，为朋友提供服务，为国家争取利益”
[117]。
西塞罗认为，哲学家与演说家有所不同。
哲学家的特点是好学深思；演说家的优势是擅长口才。
哲学家只作思想内在的表达或文字的阐释；演说家要用语言向大众阐述。
演说家一定是哲学家，而哲学家则不一定是演说家。
因为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家，就必须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雄厚的知识基础。
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进行严格的修辞学训练，收集证据、安排材料、记忆和口头演讲。
这些系统化的训练是一般人不能坚持的。
这也是西塞罗认为演说家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118]在教育方法方面，西塞罗主张博闻强记，多诵读文学经典。
他反对对学生施行体罚。
罗马大教育家昆体良对于西塞罗的教育思想有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西塞罗是在雄辩术实践和雄辩术理论方面独放异彩的人。
“因为在罗马人中，他是唯一将雄辩天赋与教授雄辩术结合起来的人。”
[119]人们在西塞罗的演说术理论面前最好谦逊地保持沉默。
共和国晚期，罗马除了学校教育以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追求自觉学习、追求终身训练的现象。
这方面在罗马政治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西塞罗在直到出任大法官之前，一直不但用拉丁语也用希腊语练习演说，甚至在年事渐高时还和未来的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一起用拉丁语练习演说，他称他们两人为自己的学生和大孩子。
一些史家记载，格涅乌斯·庞培在内战前夕重新开始练习朗诵，正是这样他才战胜了盖乌斯·库里奥这个口才出众的年轻人。
后者当时是恺撒的辩护律师。
甚至在穆提那战争期间，奥古斯都和马尔库斯·安敦尼也没放弃练习演说术。”
[120]就主观目的而言，政治家们对于修辞、演说的重视显然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但它确实对于推动罗马演说术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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