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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站）系列教材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群众文化理论和群众文化工作，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近年来群众文化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所取得的成果，是群众文化理论建设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在文化馆（站）系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可供参考的理论专著和教材数量太少。
由于群众文化学在大学里没有常设的专业，所以专业教材数量一直很少，专门面向基层文化馆（站）从业人员在职学习、岗位培训的适用教材更是缺乏，而且大都是20年前的教材。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我们确定编写工作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继承性原则。
即以群众文化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以《群众文化学》、《群众文化管理学》、《群众文化辅导学》、《文化馆管理学》等著作为参照，继承和发展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成果，保持群众文化理论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与时俱进原则。
广泛收集近年来群众文化实践的新经验和研究的新成果，总结、提炼群众文化工作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探索，并将其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成果，对原有的群众文化理论、知识技能进行发展、完善和创新。
第三，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方针政策相一致的原则。
教材内容要力争全面、准确地阐述党和政府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念、思想、方针和政策，体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战略对群众文化理论、群众文化工作、文化馆（站）的建设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第四，适用性原则。
教材内容要以提升文化馆（站）业务人员管理和服务能力的现实需求为牵引，以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为目标，以政策法规、专业知识、文化素养和能力养成为重点，以“学得会、用得上、有实效”
为标准，不过分追求体系的完整性。
教材的编写注重总结、提炼、升华实践中成功的做法、经验和案例，适应启发式、案例式、研讨式教学的需要。
教材编写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人——编写人员，这也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困难。
同样是由于群众文化学在大学里没有常设的专业，所以也缺乏专门从事群众文化专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的专家，又没有国家文化馆可以依托，很难像公共图书馆系列教材的编写那样组织一批学者、教授参与其中。
因此，文化馆（站）系列培训指导纲要和教材编写人员的组成，是以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和群众文化理论研究，有着丰富群众文化工作经验和理论功底的群众文化工作者为主体，还包括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以及从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的专家。
他们大都拥有为业务骨干讲授的实际历练，有的已经形成了讲义并在全国作专题讲座，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群众文艺创作等，这些都为此次编写指导纲要和教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的长处是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深的理论功底，他们的短处是缺少一定的教材编写经验。
但是，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热爱群众文化事业，有着为群众文化理论建设和群众文化事业发展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一颗火热的心。
教材不是个人专著，因此编委会通过研讨、交流乃至碰撞、争鸣而形成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本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编委会的每个成员都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高度重视、严肃认真、团队合作、学术包容的态度和精神。
每本教材的主持人都组织编写人员进行了多次多种形式的研讨交流，从内容划分到框架体系，从章节要点到附属材料，都经过了编写团队的反复研讨打磨。
三大系列所有编写人员参加的研讨会先后召开了4次。
2011年年底，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站）业务培训指导纲要预印本印出后，分别在南京图书馆和宁波文化馆召开了由省、地、县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代表参加的征求意见会。
可以说，目前形成的教材，不仅凝聚着全体编写人员的心血，同时也包含着众多业界同仁的智慧。
尽管如此，我知道问题和不足肯定还存在。
欢迎使用本套教材的各级文化部门和基层文化工作者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作必要的修订。
参加文化馆（站）系列教材编写工作的还有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江苏省和江苏省相关地市文化馆、北京群众艺术馆和相关区县文化馆、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等的专家和群众文化工作者。
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全国许多文化馆和群众文化工作者的热情帮助。
教材的编写仅有编写人员的努力还不够，还应该感谢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为编写工作提供的有力保障，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杨耕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叶子总编辑和李艳辉副总编辑，高教分社原副社长江燕老师，以及各位责任编辑，他（她）们为教材的出版把了最后一道关口，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冯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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