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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是红卫兵中的双料“红五类”
，所以管理红卫兵组织的军代表非常信任他。
那时，恰好是红卫兵在全国大串联的岁月，乘车不要钱，到任何地方住宿、吃饭也不要钱，真是开中外历史的先河！
我就亲耳听周总理讲过，为了保证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不挨冻，有地方睡，我把自己住的西华厅倒出了一半房间给红卫兵小将们住。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全国各大城市接待红卫兵大串联的任务是何等的繁重。
其中，分配住房、领取衣被、划拨伙食费等等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由军代表信得过的红卫兵来主持、操办。
结果，黄如论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军代表所倚重的红卫兵。
说起这段经历，黄如论先生动情地向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省城闹革命的时候，我分管外县来省城的红卫兵的伙食和后勤。
当时要贪污是很容易的，红卫兵来福州大串联的时候，你需要多少，就给你报多少伙食、衣服和被子，我既管公章又管钱，报多少人、伙食多少钱，只要盖上公章，上面就给发多少。
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贪污，应该说我是很忠于毛主席的，还是很廉洁的。
所以说我是立志做好人，才有今天的成就，这也是我从小到大做好人做好事累积起来的善报。”
经过“**”
的人都清楚：红卫兵运动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在他们的背后，尤其是上到所谓中央文革，下到各级对应的机构，都有着大大小小的各种黑手在操控红卫兵运动。
换言之，红卫兵只不过是这些政客、阴谋家手中的玩偶；红卫兵运动也只是这些政客、阴谋家想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所必需的行动。
为此而付出代价的是国家和民族，其次就是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幸存在世的老革命，当然还有那些紧跟旗手闹革命的红卫兵。
就这个意义上讲，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也是一个受害者，所不同的是，他虽然身处逆境，依然不忘学习做人的道理。
请看他给我讲过的一个发生在“文革”
中的故事：
“‘**’中，我曾经跟在一批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首长身边，其中有好几位还是厅局级干部。
在他们身边，我学到了很多待人处事的办法，也领悟到了在这个社会中为人处世的真谛。
有一次，我们这一派红卫兵被另外一派红卫兵打倒了’为了保护我们这一派的老干部，我就匆忙带着他们向山区跑去。
由于行动突然，没有准备，所以沿途之中没有饭吃。
最后，大家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就坐在路边想办法。
这时，一位首长好不容易从内衣袋中找到了仅有的一角钱，叫我到对面买几个地瓜来吃。
但是，当我来到出产地瓜的地边之后，找不到种地瓜的主人，我就在山坡上挖了三个大的地瓜，接着，又学着当年红军的样子把一角钱放在地瓜秧的下边。
当我走到山口的时候被一个农民抓住，说我偷了他的地瓜。
我就像当年红军那样跟他解释：我是挖了你的地瓜，但我把钱放在了你家地瓜秧的下面。
农民听了我的话以后，再看看我白白净净的像个书生，就相信了，就把我给放了。
通过这件事，我真正懂得了当年红军为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道理。
还是通过这件事，我进一步向老红军干部学到了敢爱敢恨、正直诚信的品质和为人处世的技巧，对我后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我跟着这些老革命整整三年，对我一生的影响也是很巨大的。”
不久，全国随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的兴起和普及，一批又一批红卫兵被送往边疆的农村和牧场，有的当了社员，有的成了再教育的对象，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就此偃旗息鼓了！
时过20岁的黄如论先生本身就是农民，遂又带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从福州回到了连江县马鼻乡辰山村，沉重地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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