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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达成妥协。
不管是发达国家的议员，还是我们国家的人民代表，他们都是代表了某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他们的任务就是为某一个利益群体去说话，去争取利益，难道这不是“自私”
的行为？正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自私在一起碰撞，才有了民主，才有了协商，才有了妥协，才有了包容。
在计划经济年代，所谓的无私奉献更多的是虚伪和虚假，是一种表面上的无私，人们说一套，做一套，每个人面对镜头的时候，面对话筒的时候，都会冠冕堂皇地唱高调，可是大家都在玩嘴，谁也不真的使劲，偶尔遇到一些与众不同的“英雄人物”
，就成了劳模，就成了榜样。
40多岁的人也许还记得，当年在农村采用人民公社制度，大家吃大锅饭，集体干活，集体分配，人们看起来都是无私的，可是结果如何？大家都不努力工作，都等着“活雷锋”
来帮助自己，结果把中国经济拖到几乎崩溃的边沿。
而在城市里，当一个小区的人共用一个水表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拼命地浪费，每个人都怕自己亏了，因为水钱是大家平均摊派支付的，结果是浪费严重，难道大家都忘了这些铁的事实了吗？
直到邓小平时代才彻底扭转了这种局面，通过“包产到户”
，让每个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奋斗，中国的农村才焕发出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的粮食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承认个人利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城市人有了为自己赚钱的机会，有了靠努力奋斗致富的机会，很多民营企业才得以迅猛发展，中国经济才获得了30年的快速成长。
可见解放思想说着容易，做着难，因为大家不敢碰“利益”
这根敏感的神经，有些事情即使做了也不敢说，所以接下来十年最关键的突破就是“正视利益驱动”
，不回避人们自私自利的一面，不回避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利益的平等交换。
很多口口声声讲大道理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私，而是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虚伪，所以这些人一旦贪起来比那些平常不讲大道理的人更厉害。
对于那些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应当摒弃奉献精神，而应主张平等的利益交换，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就是为了保护弱者，不能无止境地让员工奉献，让企业老板得利。
如果想奉献，80后可以不要任何报酬地利用业余时间去做义工，那是他们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在企业里，不能免费加班，不能白干活没有报酬，要把正常工作和志愿者分得很清楚，这是发达国家普遍的思维模式，即在做志愿者时可以一分钱不要，可是在做工作时却要斤斤计较，这样才公平合理。
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里，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千方百计想办法去走后门，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不管付出多少钱，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去上学，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结果很多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成了这个社会的新贵，成了可以用权力去寻租的人士。
我们为何不能像新加坡那样，推行“义工制度”
，如果你想让孩子上某个好学校，一来考试要合格，这是基础条件，二来家长要到学校做义工，通过为学校做工作来积分，这不是一种奉献，而是一种交换，因为做义工与孩子上学挂钩了，所以志愿者就多了。
可见，设计一套利益驱动的机制，把大家的关注点从走后门引到做善事上来，社会风气会更好，家长也会更轻松，觉得自己很高尚，孩子进了好学校也觉得光荣，不是父母花钱买来的。
所以正视人自私的一面，承认人自私是好事，是理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关键所在，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很多疑难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们要感谢80后，他们从不掩饰自己的自私自利，从不虚伪地装模作样，所以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一代人。
他们有勇气说出自己的心声，勇于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如果70后和60后都能这样，必定会加快社会的进步。
其实，一个出色的管理者就是尊重人自私的一面，用恰当的方法去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
2002年5月，惠普宣布兼并康柏公司，中国惠普当时的总裁想让我来负责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两家公司的兼并整合工作，这个决定对我来说非常突然，因为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什么选我做不得而知。
当上司跟我在电话里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上司跟我说了三句话，我就下定决心去做了。
第一句是这项工作是公司未来一年的头等大事（强调重要性），第二句是这项工作他也没有做过，他帮不上我（强调挑战性），第三句是没有几个人有机会做这样的兼并整合工作，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积累很多经验（强调个人利益）。
其实，这就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所具备的才华，能够抓住每一位下属的心，让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发自内心地努力工作。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带领中国惠普的兼并整合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兼并整合任务，成为全亚太地区的第一名，得到了嘉奖，而我本人通过这项工作也掌握了两家企业兼并整合的技能和诀窍，拥有了难得的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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