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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长期以来，有人据此对翻译理论的价值与作用存在一些未必正确的看法，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曾经说过：“翻译重在实践，我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
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
我常引以为戒。”
[2]但是，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傅雷之所以翻译上很高明，原因之一是他有自己的理论，因而傅雷这话并不能说明理论的无用。
更多的情形是翻译上“高明得很”
，理论上却未必都能做到“头头是道”
。
或者有高明的译者自以为自己的理论也“高明”
，却在学理上捉襟见肘，难以圆通。
因为理论与实践原本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原不足怪，而两种活动在人类文化史上都同样的重要。
中国文化的兴旺发达，不但要依靠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也需要坐而论道的思想家、理论家甚至魏晋时代那样的清谈家；我国翻译文学的兴旺发达，不但需要大批的实践型的翻译家，而且也需要大批的学究型的翻译文学理论家。
而且今后中国的翻译及译学研究要真正走出若干翻译家谈文论译（艺）的狭小圈子，真正成为受广大学术界和文化界关注的事业，翻译及翻译文学要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就需要翻译家与理论家的适当分工。
翻译上“高明得很”
的人，自应把主要精力投入翻译；而有一些翻译经验，或者没有翻译经验却能把翻译说得“头头是道”
的人，就应该继续“头头是道”
地说下去。
倘若两者能够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轻视，则中国的翻译事业、翻译文学事业才能协调健康地发展。
从一般读者的角度看，我料想凡是常读翻译文学的人，总希望从学理上大概地了解一下翻译文学，那就需要读翻译文学研究的理论书籍。
而本书的读者主要就是他们，尤其是学习中国文学的青年学生。
虽说靠理论当不了翻译家，但对翻译实践而言，有着明确的理论指导，总比稀里糊涂暗自摸索要更有成效。
但我所期望的主要还不在这里。
我所奢望的是：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够系统了解翻译文学的学科内容，把握翻译文学的特征规律，认识翻译文学的经纬纵横，珍视我国翻译文学的丰厚遗产，开阔理论视野，丰富知识领域，学会正确鉴赏翻译文学。
仅此而已。
在当代中国，有关翻译文学或文学翻译的文章或书籍，99%以上都出自外语系出身的专家之手，而我则是彻头彻尾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也曾有过文学翻译失败的教训，毕竟还是未能入室的门外汉。
本书只是我站在门外向门内投出去的一块小石头，希望以此投石问路，探得门径。
我深知中国翻译文学源远流长，山高海阔，博大精深，而自己学力与识见有限，想对它做出理论概括，谈何容易。
勉力为之，难避粗陋，奈之若何！
借用前贤用过的一句话：唯有投笔兴叹而已！
[1]刘耘华：《文化视域中的翻译文学研究》，载《外国语》，1997年（2）。
[2]傅雷：《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19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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