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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钱锺书那样的能够读双语文本的读者相比于广大读者来说，毕竟是凤毛麟角。
但即使是他，实际上也仍然认为译本不可取代。
而对一般读者而言，译本就等于原作。
译本与原作的二元对立，就译本读者而言毫无意义。
因为中国读者所了解的巴尔扎克，很大程度上就是傅雷的译本所再现的巴尔扎克；中国读者所了解的莎士比亚，很大程度上就是朱生豪的译本所呈现的莎士比亚；中国读者所了解的契诃夫，很大程度上就是汝龙笔下的契诃夫。
除非专业研究者，一般读者不必深究这些译本与原作究竟有什么区别，而宁愿就把这些译本当成“外国作家的中文写作”
。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批年轻作家，许多人都声称喜欢拉丁美洲作品并受到拉美作家的影响，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不能直接阅读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原作，但他们也不讳言自己读的是翻译家的译本，这表明了阅读上的一种正确的心态——并不认为译本是一种低于原作的替代品，译本实际上并不影响他们对拉美文学的自主的理解和恰当的接受。
翻译家通过创造性劳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原作有所美化、有所提升，从而使译作在某些方面回避原作的不足和缺陷，甚至在总体艺术水平上使译文超过原作。
郭沫若曾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
[22]郭沫若说的译作超过原作的情况，在中外翻译史上都是存在的。
有人认为，巴尔扎克在创作时受稿费和版税的驱使，文字上颇有不太精细、不遑润色之处，而傅雷翻译才是精雕细刻的艺术精品，在文字上超过了巴尔扎克的原作。
许渊冲先生则在理论上为译文超过原文做了阐述。
针对文学翻译的特殊要求，他响亮地提出：“文学翻译等于创作”
，认为文学翻译家努力的目标就是再创作出“胜过原作的译文”
，翻译家在翻译时要在重视于原文的基础上“从心所欲，不逾矩”
[23]。
他在《译文能否胜过原文》《译学要敢为天下先》《新世纪的新译论》等文章中以大量的译例证明了译文可以胜过原文，并提出了“翻译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竞赛”
的论断，强调中国文学翻译家要“充分发挥汉语的优势”
，提倡“扬长避短，发挥译文的优势”
，以译本与原作“竞赛”
，以自己的译本与其他的译本竞赛，并且要“在竞赛中，要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许先生的“竞赛论”
在学理上是存有争议的，有人认为翻译中的“锦上添花”
、比原作还好，那就说明译文是欠忠实的，因而不能算是好的翻译；也有人认为，各国语言都在称职地为操这种语言的人群服务，何来优劣？如何竞赛？平心而论，“优势论”
、“竞赛论”
在表述上是有一些偏颇之处，但其本意并非主张翻译家可以随便对原作加以修饰、美化，出发点是强调中国翻译家必须凸现“创作家”
的身份，强化翻译家的主体意识，突显译作的独立的艺术品格和独立价值，强调译本不能是原作的简单的替代品，而应是与原作并驾齐驱，甚至超过原作的艺术品。
只要把握好一个“度”
，在理论上是可贵的，在实践上也是可取的。
对于许先生的这一主张，周仪、罗平先生在《翻译与批评》一书中做了很好的逻辑论证，他们认为：
一部作品译为另一种语言，必然存在下列三种情况：劣于原著，等值翻译，优于原著。
绝对的等值翻译是很少的。
剩下的可能性是：要么劣于原著，要么优于原著，二者必居其一。
那么，是“劣于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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