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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分卷分别收有叶君健、冰心、季羡林、赵萝蕤、杨宪益、卞之琳、袁可嘉、冯亦代、吕同六等翻译名家的代表译作。
有些著作家在出版文集或全集时，将译文集收入其中，如二十四卷《季羡林文集》中，就包含了十卷译文集，金克木的六卷本的《梵竺庐集》就有三卷译文。
这表明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独创性作品，越来越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
除了有译文集出版的翻译家外，还有一批高水平的翻译家也应该提到，如英美文学翻译家萧乾、屠岸、李文俊、施咸荣、方平、梅绍武、江枫、陶洁、刘宪之等，法国文学翻译家王道乾、罗新璋、柳鸣九、施康强、金志平、桂裕芳、郑克鲁、许钧、管振湖、余中先等，俄语文学翻译家汪飞白、王智量、力冈、刘辽逸、刘宁、蓝英年、刘文飞等，拉美及西班牙语文学翻译家杨绛、王央乐、刘习良、赵德明、童燕生、屠孟超等，日本文学翻译家李芒、叶渭渠、唐月梅、文洁若、高慧勤、李德纯、申非、陈德文、李正伦、林少华等，印度文学翻译家刘安武、倪培耕、董友忱等，波斯及伊朗文学翻译家张鸿年、张晖、邢秉顺等，阿拉伯文学翻译家纳训、李唯中、仲跻昆、关偁、伊宏、朱威烈等，德国文学翻译家绿原、钱春绮、高年生、张威廉、张玉书、杨武能等，意大利文学翻译家田德望、吕同六等，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水建馥等。
还有多语种文学翻译家杨绛、查良铮、许渊冲、杨宪益、王以铸、李俍民、高长荣、钱鸿嘉等。
他们中有的80年代之前就有了翻译经验，大多数人的大部分的文学翻译成果是80年代后取得的。
1988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国翻译家辞典》，较全面地记录了从古到今的翻译家的业绩和贡献。
而且，以翻译家为选题约稿对象的各种集子也有出版，如1997年北京的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译人视界丛书》，收叶君健、李文俊、董乐山、高莽、余中先五位“由译而文、著译并重”
的翻译家的散文，表明了社会上对翻译家在文化上的地位与贡献的认同与重视。
经过数年的筹备，到2002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许钧和唐谨主编的一套装帧精美的《巴别塔文丛》，收录了十二位著名翻译家——方平、叶渭渠、吕同六、刘靖之、李文俊、杨武能、林一安、金圣华、郭宏安、施康强、屠岸、董乐山——的文学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评论为主题的文集，显示了我国当代文学翻译家在思想和学术上的独特建树。
第九，翻译及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的理论研究空前繁荣。
进入80年代后，陆续出版了《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翻译研究论文集》（外研社）等数种论文集，对已有的研究论文进行了筛选和整理。
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翻译通讯》（前身为《翻译通报》）1979年复刊，并在1986年改刊为《中国翻译》，学术性大为增强，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期刊。
二十年间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量上是20世纪前80年的总和的数倍。
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研究的专门著作也不断问世，王佐良、刘重德、张今、许渊冲、方平、谢天振、许钧、郑海凌等先生都出版了有影响的研究专著。
外国的翻译理论也被介绍过来，其中，美国人奈达的著作在我国影响很大。
许钧教授主编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对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和苏联的翻译理论做了系统评介。
翻译界围绕翻译及文学翻译的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争论，如“信达雅”
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异化与归化之争，形似神似、等值等效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转译、复译之争，翻译文学国别属性之争，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之争，传统译论与外来译论的关系之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之争，翻译学是否成立之争等。
通过学术论争，活跃了翻译界的学术气氛，扩大了翻译在学术界的影响，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发展。
同时，中国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各种类型的中国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著作也在1980年代末期之后陆续推出，其中，陈玉刚等人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传统进行了回顾、梳理和研究。
1980至1990年代是中国翻译文学史最繁荣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通过二十年的努力，世界文学中的古典作品和现当代的各种优秀的、有特色的作品在中国都有了译本。
我国无疑已经成为世界翻译大国和翻译文学大国。
翻译选题的全方位化、系统化，翻译文学出版的规模化，翻译文学阅读与接受的社会化，翻译文学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的强化，是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间我国翻译文学的主要特点。
翻译文学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成为作家、评论家借鉴外国文学的主要渠道，也成为广大读者面向世界、了解外国的重要窗口。
当然，在翻译文学的高度繁荣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从译者角度看，译者的阵容空前的庞大，新一代年轻译者成为翻译的主力，其中不乏优秀者，但更多的尚处于未熟状态，再加上急功近利，不能潜心打磨，翻译质量总体上不能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相比。
20世纪80至90年代出版的优秀译本大都是老翻译家在原先的译本，有的一仍其旧，有的加以修订。
而新手的翻译被翻译界读书界广泛认可者，比例太少。
其次，从出版社角度看，由于国家对具体的翻译选题不像20世纪50至60年代那样严格控制，有的出版社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并获取经济利益，乘机出版格调低下、内容不健康、不值得翻译的末流乃至下流作品，正如叶君健先生在为《中国翻译家辞典》（1987）所写的序言中所批评的：“我们所出版的所谓‘文学作品’中，有好大一部分不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而是相反，使读者趣味愈趋下降。”
有的出版社本来不具备应有的编辑审稿能力，却也放胆编辑出版翻译作品。
1992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波尔尼版权公约后，由于超出版权保护期的作品无需购买版权，于是许多出版社一哄而上，纷纷出版古典名著的译本，导致一种古典作品翻译出版过滥，几年中某些原作甚至出现十几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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