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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既要判断译文本身是否符合译入语的全民规范，更要指出译文是否正确地、艺术地传达出了原文之意。
而这些都是很客观的东西，而且常常是很科学的东西。
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
，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
。
所以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迄今为止的翻译文学批评中，语言学的批评据大多数。
而在语言学批评中，最多的就是挑错式的批评。
这一点在我国的翻译文学批评史上尤其显著，大量的批评文章是挑错式的。
鲁迅在《关于翻译（下）》一文中，把这种工作比作“剜烂苹果”
，他说：“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
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太冤枉……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的。
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8]鲁迅所说的“剜烂苹果”
，就说指出一篇译文中的“烂疤”
，即错译。
并把这项工作作为翻译批评的有效方法。
的确，这种批评对于严肃翻译者的态度，提高译文的质量是十分必要的。
翻译文学批评家就是要看这苹果有没有“烂疤”
，有多少“烂疤”
，是不是“穿心烂”
。
假如一篇译文文字本身很漂亮，然而却是错译连篇，恐怕也不能算是一只好苹果。
可见，挑错式的或“剜烂苹果”
式的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项基本的工作。
他对严肃翻译态度，提高译文的文字质量都是必要的和有用的。
但是，这种批评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因素和局限性。
那就是过于死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或以己之是，妄断是非。
一个作家使用母语写作，用严格的句法规则来衡量，有时也难免出错。
一个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更难免出错，要在一篇译作、哪怕是名家名译中挑出几条错译——无论是译文本身的，还是译文没有语病对照原文却不正确的——都是可能的。
做这样的批评要仔细对照原文和译文，批评家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十分专业，有些类似于译审的工作。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这种批评长期以来一直是最盛行的批评。
当年创造社的批评多属于这类批评。
郭沫若在1922年发表的《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就属于这类批评的代表性的文章。
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1921）中激烈指摘余家菊的一篇译文中的错译，成仿吾在《学者的态度》（1922）中除了反击胡适对郁达夫的批评外，还逐条列举了胡适的错译。
当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他批评创造社的翻译批评专门挑错，但鲁迅本人也做过类似的批评，他曾在《风马牛》一文中，指出赵景深翻译的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樊凯》（今译《万卡》）将“mikyway”
译为“牛奶路”
，并将译者嘲笑了一番。
以“牛奶路”
为例，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鲁迅的看法视为定论，但前几年谢天振等学者发表了专文，认为将“miky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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