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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去看看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世界名苑——圆明园，我们应该相信乾隆大帝所言不虚。
宫中对西洋一切好玩的玩意早都及时采购了，更多的也就不需要了。
乾隆大帝的概念中，当然没有考虑到农工两个阶级，因为在皇帝意识深处，农工这两个阶级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有闲有钱阶级的玩意。
所以，马戛尔尼试图通过扩大通商解决贸易失衡的思路，被乾隆大帝四两拨千斤予以化解了。
乾隆大帝轻松拒绝了马戛尔尼建交、扩大通商的建议，不愿就中英之间贸易失衡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
乾隆大帝和那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你们英国人还有什么欧洲人看上了中国的东西，进口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有买有卖，公平合理，至于失衡，与中国没有关系。
很显然，乾隆皇帝以及那时中国人没有国际贸易的观念，不知道贸易失衡并不是单方面受害，而是影响正常的贸易，贸易的顺差不是越大越好，顺差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问题。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自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不法商人找到了鸦片去抵消贸易失衡。
这被马克思称为“罪恶的鸦片贸易”
。
不过，“罪恶的鸦片贸易”
毕竟也是贸易。
鸦片很快将失衡的贸易拉平了。
到1830年代，鸦片贸易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国财政，甚至中国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尽管中国在1840年代当鸦片贸易已成为灾难时，毅然选择了抵抗，目标是要把外国资本继续拒之门外。
然而，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中国还是告饶了，不打了，中国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开放五个口岸，以改变先前广州一口通商的弊端，让外国人自由进出这五个通商口岸，让外国资本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
《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中国走上世界的开始。
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不是赔款，不是割让香港，而是五口通商。
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而且是由外国资本开发、管理的特区。
短短二十年，五个通商口岸给古老的中国带来近代文明的气息，西方的工业品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西方的文化也越来越让一部分中国人着迷。
二十年后，中国在西方压力下和自身发展需求下，不得不踏上现代化之路，对外放得更开，在“中体西用”
口号下开始名正言顺学西方。
这就是“洋务新政”
，也是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
。
中国在1860年开始的洋务新政，当然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但是通过这次扩大开放，中国与西方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外国公使终于可以常驻北京，中国也按照对等原则开始向西方各大国派遣外交使节。
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紧越近，中国渐渐成为世界的一个当然部分。
在洋务新政三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总体而言是健康的，中国埋头苦干，默默发展。
中国那时之所以强调“中体西用”
，主要的是不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想走上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路，不想重演西方近代“丛林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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