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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权力中心在失去了这两位极富权威的政治领导人之后，改革也面临着诸多困难。
特别是，随着朝鲜被日本吞并，中国外交面临新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立宪党人发动提前实现宪政的运动。
弱势且具有现代宪政理念的摄政王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就使慈禧太后、光绪帝规划的宪政路线图进入加速实现的阶段。
宪政加速打乱了先前的路线图，但这都不是主要的。
按照调整过的计划，清廷应该在1911年春天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
然而就在这个问题上，宪政改革出了大问题。
清廷宣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名来自皇族、贵族，这不能不引起立宪党人极大不满。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假如清廷在各方压力下改组内阁，调整阁员，——就像几个月后武昌新军起事，清廷任命袁世凯重新组阁那样，——立宪党人的不满也就是一阵风，并不会构成问题，就像现在宪政各国不断倒阁、改组政府，并没有引起政治风波一样。
然而，摄政王却不这样看。
摄政王认为，第一，根据《钦定宪法大纲》，任命百官是皇帝的权力；第二，施行了宪政，就意味着平满汉之界，更意味着不再有什么皇族或贵族，将来只有皇室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其他的皇族、贵族，与一般百姓无异。
在这种情形下，皇族、贵族的参政权也应该获得保护。
我们今天当然不能说摄政王讲的没有道理，确实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皇族、贵族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贡献巨大，他们此次获得内阁任命，并不全凭借他们的出身，更多的还是他们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以及过去若干年的政治立场和能力。
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这样冷静地思考，再加上第一届内阁上台后宣布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宣布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这又在经济上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立宪党人的利益。
政治的、经济的危机交相辉映，从1911年春天闹到秋天，全国不得安宁，但清廷自认在两个问题上都没有错，也不愿意让步，不愿意妥协。
清廷的不妥协终于引发了新军将领不满，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哗变，清廷依然没有觉醒。
紧接着，湖南、山西、江西、云南等各省新军响应，假如清廷在这个时候宣布废黜这一届政府，另组政府，相信大局在那时还不至于糜烂。
只是清廷主政者太顽固了，他们觉得各省新军哗变依然不能接受，而且相信各省新军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清廷的自信是中央军安如泰山，没有问题。
所谓中央军，就是袁世凯十几年前受命训练的“北洋六镇”
，这些新军拥有现代化装备，也具有现代宪政理想，他们在政治上支持朝廷的宪政改革，但是他们并没有完成国家化、专业化。
所以，清廷对中央军的自信太过了，武昌起义仅仅二十天，驻守在滦州的中央军就起而响应，通电要求朝廷遵守宪政承诺，重回宪政轨道。
中央军发难使问题简单化，朝廷很快下诏罪己，宣布废黜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
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或因这个宣布而消解。
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宪政轨道上继续前行。
然而在随后几个月，在政治改革进入最关键的时候，满洲贵族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不愿让步。
到了这个时候，半年多的动**，两个月的冲突，最终还是将清朝送进了历史。
帝制终结，走向共和，中华民国无意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如果仔细分析中华民国政治架构、运作方式，应该承认，在1912年之后直至1928年，所谓的中华民国其实是接续1901年新政、1906年宪政继续往前走，是“国体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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