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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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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实践，虽说酝酿、开始于19世纪末年，但其成熟与真正走向实践毕竟是在20世纪的时候，因此详尽的研究不在我们现在的讨论范围。
不过，孙中山在19世纪末年所形成的那些观念，并不是孤立的突发奇想，它的产生不但具有充分的社会存在基础，而且其本身也是时代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时代思潮的主流无法分割。
正如我们前已提及的那样，在19世纪下半叶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虽然想到过更姓易代这一解决中国问题的传统方式，但出于民族利益的整体考量，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他们并没有选择这条道路。
然而，由于清廷实在是积重难返，气数将尽，无法进行彻底改革，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清廷便越来越失望。
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19世纪最后几年反满情绪的兴起和高涨。
反满情绪由来已久。
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长期熏染，汉族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阶层几乎从来没有和清廷的满族统治者产生民族认同。
清朝早期的抗清、反清意识与行为不必说了，即使在清朝最为鼎盛的康、雍、乾三朝，不仅以反清为宗旨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而且知识分子对满族统治者的不满与腹诽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接连不断的文字狱虽然在相当一些案例中可能都或多或少地夸大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意识，但是这些文字狱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汉族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归顺于满族统治者，他们打骨子里看不起满族人尤其是满洲贵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事实。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外国列强的步步紧逼以及清政府的步步退让与无能，汉族民众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满意识又在升温与高涨。
康有为虽然以“保国”
“保种”
相号召，辛亥革命前后又以“保皇”
自我标榜，但是在康有为的骨子里，他实在具有一种浓厚的反满情绪，至少他对那些把持政权的满洲贵族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
如果说康有为的反满意识在“戊戌维新”
之前和进行之中尚不太明显的话，那么他在政变之后逃亡的日子里则讲得相当明白。
他不仅把“戊戌政变”
的责任归结为“是旗人策划执行的”
，而且已经认识到“高级旗人和西太后都顽固地反对变法。
……高官中的旗人，多半是顽固的，新法对于他们，比对于高级汉官，更不合意。
他们的不满伴随着变法诏谕连续公布而逐渐加深。
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
对满洲人来说，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即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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