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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明显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些大讲欧洲是比亚洲“好的投资地”
的华盛顿领袖们也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那是同样的投资。
西方对亚洲共产党力量低估的悲剧不是在蒋介石或乔治·马歇尔的错误中发现的。
它并不仅仅是对某个个人或某个派别的责备。
整整一代西方外交官、军人、新闻工作者、学者、传教士和商人都对亚洲出现的西方化和进步击掌相庆，但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事实同时具有毁灭性与建设性的双重效应。
对这场亚太危机最好的重新评估可能是最近发布的一个100页的小册子，它带有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第五附属小组的标记（由国会议员弗朗西斯.P.博尔顿领导），美国人可以指望他们的国会拥有几乎所有的东西。
这个文件是以解析般的精确和道德**写出的，它解释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可以作为一个类别，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进步主流之外的任何工业落后国家重演。
博尔顿的报告说：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才出现工业能源的运用、生产与组织，大约比充满活力的复兴时期的欧洲晚了400年……中国不得不用15世纪的政治来面对19世纪的进步。
即使在欧洲，进步所产生的力量也如那些伟大的宗教战争和法兰西革命一样具有爆炸性……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出现之前，法律是以古老的习俗为依据的……作为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的立法机构，政府是未知的，法律在制定之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法律是会在将来不断变化的法律。
从习俗运行作为法律到由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意味着从思想、原则、传统的统治向指挥的权威、组织的权威和我们所称之官僚机构的权威的巨大转变。
这是所有事物在本质上的变化，它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并将一个人类群体演进成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或民族国家……
“中世纪的西方人同意或赞成已知与不间断的法律的实质。
现代西方人却永远不会完全了解它将来的法律，因为它始终处于被缔造之中。
同意与赞成不是赋予了实质，而是赋予了有权缔造法律的权威。
为了建立民主，不仅必须自由挑选代表，而且还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给代表行使职权的立法机构。
在由习俗统治的国家播种民主，要求同时执行两个伟大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在西方是先后执行的……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仍然保留着这样一种状态，思想在每个人的意志里面起到较大的作用，而在有组织的政府中却起到较小的作用。
这对共产主义是非常有利的条件，靠精心阐述与雄心勃勃的理论学说，共产主义准备以新学说代替老学说……
“在西方，我们对自己不用指南就可以向前，用研究来找出某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能力持有某种信心，因为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那不是一种轻易能够传承的信心；它也没有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包装起来。”
贪污被当作为什么美国不能“援助中国”
对付共产党的理由，解释给许多中国的领导人听。
针对博尔顿报告给定的背景，贪污具有不同的一面。
它不只是旧中国的一个陋习，也不是一个坏运气。
它是在占世界34的工业落后国家中，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正常现象。
这34的工业落后国家，正如英国和其他国家得出的结论一样，不能置于西方思想的监护之下。
它将融入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和进步潮流中。
当它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挣扎而踯躅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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