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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提出，以综合方法编纂文化史，“其难益甚”
，宜“就文化之全范围”
，区分若干科目，作系统详尽叙述。
如此，“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
。
[22]王治心的书即取名为《中国文化史类编》，内分经济、风俗、学术思想、宗教伦理和艺术器物五类。
作者在“绪论”
中说：“这五个大纲，或者可以把整个的文化大约地包括起来。
……合起来可以成全部的文化史，分开来也可以成为各自独立的五种小史。”
[23]但是，柳诒徵诸人不赞成分类而主综合的研究方法。
柳诒徵以为，分类的方法难以说明文化发展中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表现“民族全体之精神”
，“此纵断之病也”
。
[24]何炳松则指出，分类纵断的研究无法表现“某一时代中整个的文化状况”
，由此组合成的所谓文化史，“不是整个的；是死的，不是活的”
。
[25]应当说，柳诒徵等人主综合的研究方法是对的，因为文化专史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文化史不应是各种专门史的简单组合。
（2）文化史的分期。
此期的研究者都将进化的观点引入了文化史，强调要“注意动的研究方法，从历史进化变迁的法则，说明社会演变，人类活动行为的影响”
[26]。
他们普遍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史的分期问题，也反映了这一点。
梁启超不愧是文化史研究的创始者，他看到了文化史自身的发展规律，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史的分期不应与政治史划一的重要思想。
[27]从宏观上看，此期的研究者多以上古、中古、近世对中国文化史作长时段的区分；从微观上看，则是超越王朝界限，力图以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作中时段的区分。
前者可以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为例，它以远古至两汉为上古；魏晋至宋、元为中古；明至当代为近世，并依此分为三编，构建全书体例。
柳诒徵写道：
吾书凡分三编：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而卒相合之时期。
此三期者，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特就其蝉联蜕化之际，略分畛畔，以便寻绎。
[28]
后者可以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为例，它分中国文化史为八期：
自太古至西周的宗法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宗法社会破裂后文化自由发展的时期；秦汉两代统一安定的向外发展的时期；魏晋朝民族移徙印度新文化输入的时期；隋唐两代民族同化成功新文化出现的时期；晚唐五代宋朝民族能力萎缩保守思想成熟的时期；元明清三朝与西方文化接触逐渐蜕化的时期；晚清以至今日大革新的时期。
[29]
他们的上述分期是否科学，可不置论；重要在于，他们都力图从中外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大势上，考量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无疑都表现出了可贵的新思维。
（3）唯物史观的运用。
尽管此期的多数研究者并未接受唯物史观，但是毕竟有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和倡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化史。
例如，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说：“社会生产，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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