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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无论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出现无后者，但就其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来说，却可能是很不相同的。
在明清福建大陆地区，无后者一般可以通过抱养、立继等方式，使先天不足的小家庭转化为颇具规模的大家庭。
在清代台湾，自然也有养子和嗣子，但可能为数较少，所以才会有众多的绝嗣家庭。
笔者认为，在台湾早期移民社会中，无论是抱养还是立继，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尤其是立继，一般只能在昭穆相当的近亲中选立后嗣，这对远离家乡的移民来说，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实际上，正是由于无后者生前立继无望，才会把产业交给族人或亲邻，使之在日后代为祭祀或立嗣。
这种以“托付”
的形式继承遗产及“烟祀”
的做法，可以说是大陆传统的立继制度在台湾移民社会中的一种变态。
但是，在“托付”
和“立继”
的形式下，无后者的家庭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很明显，“托付”
只能使无后者的“烟祀”
不至于失传，却不可能使无后者的家庭得到正常的发展。
至于那些没有遗产的绝嗣家庭，更是连“烟祀”
都无从“托付”
，死后只能成为无祀之鬼。
清代台湾各地有不少“义冢”
及“无祀坛”
之类的慈善设施，就是专门为办理无后者的丧祭而设的，可见当时绝嗣家庭之多。
其二，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
前已述及，明清福建大陆地区的直系家庭，一般是在第二代都已成婚之后才分家的，而联合家庭分家之际，第三代也大多已经成婚。
即使有少数大家庭未能善始善终，通常也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
然而，在清代台湾，往往第二代尚未全部成婚，就已经开始分家析产。
因此，清代台湾大家庭的发展，不如大陆地区稳定，或者说不如大陆地区完满。
例如：乾隆三十五年，肖氏四兄弟分家时，只有二人已经成婚;嘉庆四年，台中某姓分家时，
第二代现存七人中只有五人已经成婚;道光十八年，嘉义某姓分家时，第二代六兄弟中只有四人已经成婚;光绪二十年，王氏三兄弟分家时，只有一人已经成婚。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难于一一列举。
在此情况下，这些大家庭的演变趋势，与大陆地区也不尽相同。
试见下引三件分家文书：
（一）道光十八年《阄书》
立阄书继母郑氏。
先夫首婚得蔡氏，合余生子（六）人。
……因遭家不造，长子不幸夭没，四子出继夫兄，而蔡氏与先夫亦即相继殒落。
……兹幸次子、三子俱各完婚，四子虽然出继，亦为之婚娶明白。
……爱请房亲、族长金议，先抽东势顶吉基港田大小三丘，付出嗣子掌管，承为己业，以祀夫兄一支；又抽出朱晓陂境大崎园一所，为余养膳之资；余俱拆作五份均分，拈阄为定，各人各管，与四子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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