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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七里区户口族姓，以林、陈、郑为最大。
白田一千户，皆郑姓；营前一千户，林有六百；湖里、塘限、唐安、半野、塘屿、前汀、黄石共千六百余户，皆林姓；陈之散处各村者，亦有千余户。
余则以黄、李为大。
赤屿村六百家，皆黄姓；下洋村六百家，皆李姓。
至刘、谢、王、杨诸杂姓，则百家、数十家不等。
……
如上所述，在清末闽县的白湖、仁南里、内七里、外七里等区，聚居达千户以上的族姓比比皆是，而聚居达数百户的族姓则等而下之，甚至被视为“杂居”
“散处”
。
像福州地区的这种宗族聚居规模，在闽西北山区是很难想象的，而在福建沿海平原却是很普遍的。
在此应当说明的是，福建沿海地区的宗族聚居规模之大，不仅与较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而且与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也有密切联系。
在清末福州农村，相当多的居民已经不是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生，而是以从事工商业或商品性农业为生。
例如，闽县外七里区，“村民多以烧陶、伐石为业。
塘屿村三百家，皆业石工；黄石村六百家，则业陶瓷；出产以灯心草为大宗”
1391。
侯官县沙堤，“赵姓千余户，业耕织及商”
;泽苗，“张姓千余户，习农商，乡多产橘”
;陈厝，“居民陈姓约九百余户，习四民业，土产橘、李等物”
;大文山，“约六七百户，皆陈姓，田地无多，均习烧瓦，计有瓦窑十八所”
;甘蔗，“土著三千余户，程为大姓，间有张、邹、林、郑各姓，有业儒者，有力田者，有牵车服贾者……夹洲多植橄榄、桑、蔗，颇称富庶”
L401。
这种多元的经济结构，不仅为宗族聚居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对宗族组织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明代以前，福建沿海地区已有不少强宗大族。
早在北宋中期，蔡襄已指出：“温陵、临漳、莆阳三郡之民，岁输镪以税其身……故强宗右族力于兼并，游手惰农因之以流**。”
141可见，在当时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强宗大族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
不过，根据笔者所见资料，宋代福建各地的宗族组织，一般是以当地的某些寺庙为依托，而且大多与名儒显宦的政治特权有关，其社会性质较为复杂，自当另有专论。
南宋以降，福建各地的宗族组织逐渐脱离寺庙系统，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
元明之际，沿海地区的聚居宗族纷纷建祠堂、置族产、修族谱，陆续形成了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
明清之际，由于倭寇之乱和迁界之变的冲击，沿海各地的宗族组织大多经历了解体和重建的过程。
清中叶以后，沿海各地的聚居宗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逐渐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散居宗族。
下文着重分析沿海宗族组织的阶段性发展特点。
明中叶以前沿海依附式宗族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建祠之风的盛行。
福建历史上的家族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故居，俗称“祖厝”
，后来经由改建，演变为祭祖的“专祠”
。
在族谱中，往往直接把先人留下的“祖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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