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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复旧物，与兄各出百金偿诸家之债三百有余，赎回原典之产业。
……综合家众三十余口同居共炊，吉凶需费俱有品节，长幼嬉嬉，相安无猜。
……又，伯兄理家不私货、不私蓄，次兄与余虽以私财货殖，积金满百，竟充还债、赎田之用，绝无较量于其间。
……今以现在之业，分作三份：兄子铸録得一份；锡与铠共得一份；镇、铉、共得一份。
造立阉书，不相混杂，使子孙久安礼让，斯为贵耳。
[26]
陈大晟父辈兄弟四人，先后组成了两个联合家庭，经历了两次分家析产。
第一次分家后，除长兄自成一家外，其余三兄弟继续同居共财，共同组成新的联合家庭。
在第二次分家之前，第三代中已有一人已婚，即三房中已有一房形成主干家庭。
由于此次分家仍是以第二代三兄弟为基本单位，因而分家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主干家庭和两个核心家庭。
陈大晟之父排行第四，分家后始终与诸子同居共财，其家庭结构由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而发展为直系家庭。
在他去世后，诸子继续同居共财，再次组成了联合家庭。
至大晟主持分家时，这一联合家庭中的第三代均已完婚，因而至少在二、三两房中，已形成以第二代为中心的大家庭。
此次分家同样是以第二代为基本单位，分家后的各房如不随即再次分家析产，仍可继续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分别组成主干家庭（长房）或直系家庭（二、三房）。
由此可见，联合家庭的演变趋势往往不是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循环，而是表现为大家庭的持续发展。
联合家庭的分家时机，通常是第二代年事已高，而第三代也大多已经成婚。
在此情况下，如果以第二代为分家单位，自然不会导致大家庭的完全解体。
但是，有些内部结构较为特殊的联合家庭，也会采
取以第三代为单位的分家方式，从而使大家庭完全分解为小家庭。
例如，光绪三十二年，闽县黄吕氏在《阉书》中记云：
夫君兄弟三人……就儒就贾，量才而位置之。
遂以夫弟述钊为经纪，未几夭殁；夫弟述炎有志就读，喜而从之。
氏生四子……因夫弟述钊未出而殁，故以四男昆为嗣，株守门庭。
……（夫君）遗言，敦嘱男等勤守生理，添创产业，而男等遗训善承，历年生理颇见顺遂。
……兹将所有产业生理，除提祭典、养膳外，均以五股匀分，而夫弟述炎应分一份，出继男昆应分一份。
如上所述，黄氏分家前的联合家庭，实际上是以一个第二代的直系家庭为核心，而以第三代的其他家庭为附属成分。
因此，在分家之际，作为附属成分的家庭成员只能降格以求，比附直系家庭的成员而参与分配。
这种以第三代为基本单位的分家方式较为少见，可能与惯例不符。
一般说来，在崇尚大家庭生活的年代里，以联合家庭中的第二代为中心组织新的家庭，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
因而可以推断，联合家庭的演变趋势，一般是以第二代为分家单位，分家后的家庭主要是主干家庭或直系家庭。
在明清福建的分家文书及族谱资料中，此类实例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28]
通过考察明清福建的分家习俗，我们发现，明清福建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一般不是主干家庭，而是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我们还发现，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的演变趋势，可能不是完全分解为小家庭，而是大家庭的持续发展。
由此似可得出如下推论：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明清福建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动态平衡。
如果不考虑家庭结构的其他不规则变化，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中，大家庭的发展机会可能超过小家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尽管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每一代的大家庭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
这种周期性的家庭裂变，促使人们求助于更为持久和稳定的协作方式，其结果是以继承式宗族取代了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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