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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出一千八百四十两，为高麟暨两妹完婚妆费；抽出三百九十五两二钱，为高瑞续弦；抽出三千四百八十四两六钱，为长孙之租；抽出三千四百一十五两四钱，为书田，鼓励世世子孙读书入泮，付其收租执掌。
…尚存银四万二千零一十九两二钱四厘，作六份均分。
……其四房御记，同其生母花氏在台，众不就寡，系氏代拈阉。
此分外所有余剩不及声明之产业，并年久欠数者，尽行归公。
（余略）
（二）光绪十年《再分阄书合同字》
同立再分阄书合同字人郭维枢妻蔡氏、赵氏，偕男辅铎、奇才，孙甘棠，二房侄辅祈、辅汀，三房侄光禧等。
……缘氏先夫维枢自幼渡台，经营生理，建置产业。
因念亲亲之谊，不忍自私，乃于光绪丁丑年，回唐设立阉书四本，将先后回唐自置房屋业产，配作四份，分与二房胞弟维蹬三房胞侄成家、四房胞侄光禧，及在唐长子辅铎，四人各得一份；又别置在唐公业，俾四人轮收；复将埤城隆益枢记股内，抽银一千元，注明维蹬之额。
……其在埤产业，系己卯年维枢公回埤，设立阉书五本，为长男辅铎、次男安然、三男自在、三房侄成家、次房侄光禧等，配作五份，每人分银一千五百元；惟安然、自在二人尚在幼读，加贴婚娶、书费银各五百元；俱合在隆益枢记股内。
又置公业七千五百元，每人各分五百元。
余枢记所存公款五千七百元，系维枢公自己掌管。
……不意先夫去年谢世，二房侄辅祈、辅汀称伊无分在埤公业，又无加分银项。
氏仰体先夫友于之志，不忍令其不均，爱集子侄，议请公亲，将二房所缺额数，就隆益枢记股内摊补均匀，并将公业契券检交诸子侄，再立阉书六本，俾各执掌，著为定章。
庶几一劳永逸，上以成先夫之雅谊，下以杜日后之纷争。
（余略）
上引二例表明，清代台湾较富裕的移民，可能同时在大陆和台湾建家立业，从而构成分居异地的多元家庭。
这种多元家庭的基本特点，是家庭成员共财而不同居。
因此，就其财产关系而言，可以视为统一的整体；而就其生活方式而言，又可以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单位。
如上引第一例，在大陆的韩氏和在台湾的花氏，即使没有分家析产，实际上也是各自为政的。
上引第二例的情况更为复杂，可以说是一种多层次的多元家庭。
在分家以前，郭维枢与在大陆的兄弟分居共财，构成了二元的联合家庭；而郭维枢的“在唐妻”
蔡氏及长子，又与“在埤妻”
赵氏及次子、三子分居共财，构成了二元的直系家庭。
这一复杂的多元家庭，前后经历了两代人之间的三次分家，才最终宣告解体。
在这种分居异地的多元家庭中，尽管财富属于大家庭所有，但基本的生活单位却往往是小家庭。
如上引第一例中的花氏母子和第二例中的蔡氏母子，事实上很难组成大家庭，充其量只能发展为主干家庭。
此外，如果不是由于财产关系的制约，此类多元家庭可能迅速趋于解体，很难长期稳定发展。
如上引第二例，郭维枢于光绪五年第二次主持分家时，其次子和三子“尚在幼读”
。
笔者认为，这种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家庭，始终处于从大家庭向小家庭演变的过渡阶段，可以说同时具有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双重特征。
因兼祧数房而形成的多元家庭，并非清代台湾所特有的。
不过，由于清代台湾的绝嗣家庭较多，而选立后嗣又相对比较困难，兼祧数房的做法可能比较盛行。
由此而形成的多元家庭，一般也是以分居共财为基本特征，即出嗣者与非出嗣者共同拥有本生父母的有关财产。
在清代台湾的分家文书中，出嗣者参与遗产分配的现象颇为常见。
如道光六年的李氏《分业阉书合约字》记载：“爱将所创田园、厝宅，抽出养膳以外，并踏出嗣子玉盼、玉泰二人之业，其余付与玉庇、玉清、玉琛、玉膑四人均分；厝宅以及家器什物，各作六人均分。”
L441光绪二十一年的李氏《遗嘱阉约》记载：“吾夫……生下男儿二，长曰秉渔，次曰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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