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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用人，本来只求有做官的智识技能（此智识两字，指循例办公的智识言，等于后世的幕友胥吏，不该括广泛的智识），别无所谓学问的。
后来社会进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须通知原理，并非循例办事而已足。
于是学问开始影响政治，讲学问的人，亦即搀入政治界中。
秦朝的禁“以古非今”
；只许学习“当代法令”
；“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是和此趋势相反的。
汉朝的任用儒生，则顺此趋势而行。
这自然是一种进步。
但既知此，则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学问，不应将做官的人与学问之士，分为两途，同时并用。
然汉朝却始终如此。
只要看当时的议论，总是以儒生、文吏并举，便可知道。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载后汉光武帝的诏书，说“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
（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
（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
第一种是德行，第四种是才能，都是无从以文字考试的。
第二种即系儒生，第三种即系文吏。
左雄考试之法，所试的亦系这两科。
以后学者的议论，如《抱朴子》的《审举篇》，极力主张考试制度，亦说律令可用试经之法试之。
国家的制度，则唐时明法仍与明经并行，所沿袭的还系汉制。
历千年而不知改变，已足惊奇。
其后因流俗轻视诸科，把诸科概行废去，明法一科，亦随之而废，当官所需用的智识技能，在文官考试中，遂至全然不占地位。
（一）政治上的制度，既难于改变；（二）而迂儒又有一种见解，以为只要经学通了，便一切事情，都可对付，法令等实用不着肄习；遂益使此制度固定了。
历史上有许多制度，凭空揣度，是无从明白其所以然的。
非考其事实，观其变迁不可。
科举制度，只是其一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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