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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朝幽州兵之强，而不能制一契丹，使其坐大；藩镇遍于内地，而黄巢横行南北，如入无人之境，卒召沙陀之兵，然后把他打平；五代时，又因中央和藩镇的内讧，而引起契丹的侵入；都是铁一般强，山一般大的证据。
藩镇的为祸为福，可无待于言了。
宋朝的兵，是全出于招募的，和府兵之制相反，论者亦恒右唐而左宋，这亦是耳食之谈。
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其相当的价值。
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是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其性质，此辈在经济上，即是所谓“无赖”
，又其性质，不能勤事生产，欲惩治之、感化之极难。
只有营伍之中，规律最为森严，或可约束之，使之改变。
此辈性行虽然不良，然苟能束之以纪律，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
利用养兵之费，销纳其一部分，既可救济此辈生活上的无赖，而饷项亦不为虚糜。
假若一个募兵，在伍的年限，是10年到20年，则其人已经过长期的训练；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数的性质，必已改变，可以从事于生产，变做一个良民了。
以经济原理论，本来宜于分业，平民出饷以养兵，而于战阵之事，全不过问，从经济的立场论，是有益无损的。
若谓行募兵之制，则民不知兵，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
在昔日，兵苟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须全体当兵。
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当的价值。
宋代立法之时，亦自有深意。
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
宋朝兵制之弊在于：（一）兵力的逐渐腐败。
（二）番戍之制：（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既不便于指挥统驭。
（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
（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
（三）而其尤大的，则在带兵的人，利于兵多，（子）既可缺额刻饷以自肥，（丑）又可役使之以图利。
乞免者既不易得许；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
宋开国之时，不满20万。
太祖末年，已增至37万。
太宗末年，增至66万。
真宗末年，增至91万。
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125万。
后虽稍减，仍有116万。
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
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
养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战，亦伏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时，仍驱乡兵以御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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