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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所谓“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
,亦即此类,其说已见第八章了。
《管子·乘马篇》说:“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
可见商业和人民的关系,已密接而不可分离了。
古代的大商人,国家管理之颇严,《管子·揆度篇》说:“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
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也是如此。
这是规定设市的地点的。
《礼记·王制》列举许多不粥于市的东西。
如(一)圭璧金璋,(二)命服命车,(三)宗庙之器,(四)牺牲,(五)锦文珠玉成器,是所以维持等级制度的。
(六)奸色乱正色,(七)衣服饮食,是所以矫正人民的生活轨范的。
(八)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广狭不中量,(九)五谷不时,(十)果实未熟,(十一)木不中伐,(十二)禽兽鱼鳖不中杀,是所以维持社会的经济制度,并保障消费人的利益的。
总之,商人的交易,受着干涉的地方很多。
《周官》司市以下各官,则是所以维持市面上的秩序的。
我们可想见,在封建制度之下,商人并不十分自由。
封建政体破坏了,此等规则,虽然不能维持,但市总还有一定的区域。
像现在通衢僻巷,到处可以自由设肆的事,是没有的。
北魏胡灵后时,税入市者人一钱,即其明证。
《唐书·百官志》说:“市皆建标筑土为候。
凡市日,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
则市之聚集,仍有定期,更无论非市区了。
现在设肆并无定地,交易亦无定时,这种情形,大约是唐中叶以后,逐渐兴起的。
看宋朝人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孟元老著)、《武林旧事》(周密著)等书可见。
到这地步,零售商逐渐增多,商业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亦就更形密切了。
商业初兴时,所运销的,还多数是奢侈品,所以专与王公贵人为缘。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史记·货殖列传》)。
晁错说汉朝的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
(《汉书·食货志》),即由于此。
此等商人,看似势力雄厚,其实和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浅的。
其厕身民众之间,做屯积和贩卖的工作的,则看似低微,而其和社会的关系,反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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