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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生反动力，遂有汉学、宋学之分。
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
、“增字解经”
种种流弊。
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
故嘉庆以前的汉学、宋学之争，还只是儒家的内讧。
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
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
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
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
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
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
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
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
，简直是“婢作夫人”
了。
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
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工夫，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得。
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
（再生时代西名Ponaissance，旧译文艺复兴时代）。
欧洲到了“再生时代”
，昌明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翻中古“经院哲学”
（旧译烦琐哲学，极不通。
原文为S，今译原文）的势力，产出近世的欧洲文化。
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洋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
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
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哲学史的史料上文说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是明变，二是求因，三是评判。
但是哲学史先须做了一番根本工夫，方才可望达到这三个目的。
这个根本工夫，叫做述学。
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
为什么说“学说的真面目”
呢？因为古人读书编书最不细心，往往把不相干的人的学说并入某人的学说（例如《韩非子》的第一篇是张仪说秦王的书。
又如《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诸篇，决不是墨翟的书）；或把假书作为真书（如《管子》、《关尹子》、《晏子春秋》之类）；或把后人加入的篇章，作为原有的篇章（此弊诸子书皆不能免。
试举《庄子》为例，庄子书中伪篇最多。
世人竟有认《说剑》、《渔父》诸篇为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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