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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必开拓渐广，各国间壤地相接，然后有剧烈的斗争。
（四）而交通便利，风俗渐次相同，便于统治等，尤为统一必要的条件。
所以从分立而至于统一，全是一个文化上的进展。
向来读史的人，都只注意于政治方面，实在是挂一漏万的。
要知道封建各国的渐趋于统一，只要看其封土的扩大，便可知道。
今文家说列国的封土，是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70里，子、男50里，不满50里的为附庸（《孟子·万章下篇》、《礼记·王制》）。
古文家则说：公方500里，侯400里，伯300里，子200里，男百里。
《周官》大司徒。
这固然是虚拟之辞，不是事实（不论今古文和诸子书，所说的制度，都是著书的人，以为该怎样办所拟的一个草案，并不全是古代的事实），然亦必以当时的情势为根据。
《谷梁》说：“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
（襄公二十九年）这是古代封土，必须有一个制限，而不容任意扩大的原因。
今古文异说，今文所代表的，常为早一时期的制度，古文所代表的则较晚。
秦汉时的县，大率方百里（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可见方百里实为古代的一个政治区域，此今文家大国之封所由来。
其超过于此的，如《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说：“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大公于齐，兼五侯地。”
这都是后来开拓的结果，而说者误以为初封时的事实的。
列国既开拓至此，谈封建制度的人，自然不能斫而小之，亦不必斫而小之，就有如古文家所说的制度了。
以事实言之：今文家所说的大国，在东周时代，已是小国。
古文家所说的大国，则为其时的次等国。
至其时的所谓大国，则子产称其“地方数圻”
（圻同畿，即方数千里，见《左氏》襄公三十五年）。
《孟子》说：“海内之国，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
（《梁惠王上篇》）惟晋、楚、齐、秦等足以当之。
此等大国，从无受封于人的；即古文家心目中，以为当封建之国，亦不能如此其大；所以谈封建制度的不之及。
此等大国，其实际，实即当时谈封建制度者之所谓王。
《礼记》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曾子问》）这只是古人的一个希望，事实上并不能如此。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是分为若干区域，每区域之中，各自有王的。
所以春秋时吴、楚皆称王，战国时七国亦皆称王。
公、侯、伯、子、男等，均系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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