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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侪已知殷代诸王，兄弟相及者过半，周初沿袭殷制，亦情理之常。
况以《史记·鲁世家》校之，其兄终弟及者亦正不少。
然则周公或当然继武王而立，而后此之“复子明辟，”
乃其特创之新制，盖未可知耳。
以上诸例，原不过姑作假说，殊不敢认为定论；然而不失为一种新理解，则昭然矣。
然则吾侪今日能发生种种新理解，而古人不能者，何故耶？古人为幻觉所蔽而已生息于后世家族整严之社会中，以为知母不知父，惟禽兽为然，稷契之圣母，安有此事？生息于后世天泽名分之社会中，以夺嫡为篡逆，谓周公大圣，岂容以此相污？是以数千年，非惟无人敢倡此说，并无人敢作此念；其有按诸史迹而矛盾不可通者，宁枉弃事实以迂回传会之而已。
吾侪生当今日，有种种“离经畔道”
之社会进化说以变易吾脑识，吾于是乃敢于怀疑，乃敢于立假说。
假说既立，经几番归纳的研究之后，而假说竟变为定案，亦意中事耳。
然则此类之怀疑，此类之研究，在学问上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吾敢断言曰有用也。
就表面论，以数千年三五陈死人之年龄关系为研究之出发点，剌剌考证，与现代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毋乃玩物丧志？殊不知苟能由此而得一定案，则消极方面，最少可以将多年来经学家之传会的聚讼一扫而空，省却人无限精力；积极方面，最少可以将社会学上所提出社会组织进化阶段之假说，加一种有力之证明。
信能如是，则其贡献于学界者不已多耶？
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
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
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
例如此次欧战史料，百年后人所记者，不如现时人所记者之详确；现时人所记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记之详确：此先后之说也。
同是五年前人，中国人所记，必不如欧洲人；欧洲普通人所记，必不如从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记，必不如在营之军士；同是在营军士，仅听号令之小卒所记，必不如指挥战事之将校；同是将校，专担任一战线之裨将所记，必不如综览全局之总参谋：此远近之说也。
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
例如1876年之普奥战争，两国事后皆在总参谋部妙选人才编成战史，此第一等史料也。
欲知十九世纪末欧洲外交界之内幕，则《俾斯麦日记》其第一等史料也。
欲知卢梭科尔璞特金之事迹及其感想，彼所作《自传》或《忏悔录》，其第一等史料也。
如司马迁之《自序》，王充之《自纪》，法显、玄奘、义净等之游记或自传，此考证各本人之事迹思想或其所游地当时状态之第一等史料也。
[1]如辛弃疾《南烬纪闻录》、《窃愤录》所采阿计替笔记，此考证宋徽、钦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
[2]如李秀成被俘时之供状，此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
[3]
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但此原则之应用，有时尚须分别观之。
试仍借此次欧战史料为例：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编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际上殊不尔。
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
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
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
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价值之高下，则观战新闻记者所编述，自应不如军中人；一般著作家所编述，自应不如观战之新闻记者。
然实际上亦未必尽然。
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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