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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没有书了，也许当时是谱，和孔子却有密切的关系。
《论语》，“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
乐是孔子正定的可知。
《史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
，从前的《诗》，一部分能歌，一部分不能，到孔子“皆弦而歌之”
，就是造了乐谱，援诗入乐。
《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那么孔子不哭这天一定要歌了；“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别人唱的好，他老先生还要他再来一次，还要和唱，可见兴趣之浓了。
从这类地方看来，大概孔子和《乐》确有关系。
《易》，关系尤深，其中讲哲理的地方很多。
卦辞、爻辞发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讲；《说卦》、《杂卦》、《序卦》后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说是孔子作的，无人否认；剩下的《系辞》、《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
假使《易》内这二种全是孔子所作，那么大的范围，应占《孔子传》料的第一部，《论语》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个人看来，这样很不妥当。
《系辞》、《文言》说话太不直率，辗转敷陈，连篇累牍，不如《论语》的质朴，最早当在孔子、孟子之间，大概是孔门后学所述。
我们要作《孔子传》，不能不下断语。
《系辞》、《文言》，里面很多“子曰。”
假如有“子曰”
的是孔子说的，没有“子曰”
的又是谁作的呢？假如有“子曰”
的也不是孔子说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个人主张，那都是孔门后所述。
剩下的《春秋》，司马迁、董仲舒都很注意，以为孔子有微言大义在裹面。
孔子讲内圣外王之道，《易》讲内圣，《春秋》讲外王，他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春秋的义到底是甚么东西？后来解义的《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春秋繁露》到底那书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问题。
宋王安石却一味抹杀，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和今日的《政府公报》一样，没甚么意义，这且不管，《左氏传》晚出，最少，解《春秋》这部分是后来添上去的。
《公羊传》、《谷梁传》大同小异，经师说是全由孔子口授下来的，为什么又有大同小异呢？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是否真是孔子传出。
还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谣，都是问题。
纵使不是他们造谣，而他们自己也说是口口相传，到西汉中叶才写出文字的，那么有没有错误呢，有没有加添呢，我们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些问题（作《孔子传》选取《六经》的问题），各人观察不同，所取的问题，必各不同。
一种人相信《系辞》、《文言》、《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和孔子没有关系，只有《论语》的大部分可信，其余一概抹杀，这是崔东壁的态度，未免太窄了些。
还有一种人不管“牛溲马渤，败鼓之皮”
，凡是相传是和孔子有关的书都相信，这自然太滥了，不应该。
若是我作《孔子传》，认《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系辞》、《文言》是孔门后学作的；
认《春秋》的《公羊传》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后儒所加；如何辨别，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认《诗书》是孔子教人的课本；认《礼》、《乐》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既已确定，就可分别择取入传了。
《六经》以外，有许多传记，我们拿什么做标准去拣取传料呢？我以为《论语》的前十篇乃至前十五篇是拣料的标准，其余各书关于孔子的记载没有冲突的可取，有的不取，这最可靠。
《论语》以外，《孟子》、《荀子》、《系辞》、《文言》有许多“子曰”
，“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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