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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的一个基本做法是崇汉排杜，在他眼里，凡汉皆好，凡杜皆坏。
这虽有矫枉之意，但显然源于吴派门径。
《疏证》对贾逵、服虔等汉人之《左传》旧注进行纤细靡遗的罗列，而对晋杜预之注不遗余力地加以摒斥，有时甚至盲从贾、服之注而不顾杜注是否合理。
《疏证》还“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
，与吴派“好博”
、“尊闻”
的特点相契，而且尽量少用《史记》，也是受惠栋《史记》荒疏不可据之说的影响。
吴派学术特色为刘氏汲取，所带来的一个长处便是使《疏证》汇集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对《左传》汉人旧注进行了集大成的总结，贾、服旧说收罗之完备、归纳之清晰都罕有其匹。
但同时也有短处，即凡汉皆好、凡杜尽坏的做法，似非公允。
当然，刘氏毕竟主要承袭江、戴皖派之学，故在采吴派之长的同时并不固守吴派清规，“好博”
而不“笃守”
，“尊闻”
而不迷古，“期于实事求是”
。
所以《疏证》能收罗运用其他古文家研究《左传》的成果，突破贾、服的局限，而且尊崇汉人也不薄后人，对清代学者的成果择善而从。
值得一提的是，《疏证》充分吸取了皖派注重名物典章制度专题研究之长。
刘氏在注例中说“释春秋必以礼明之”
，故书中运用三礼，尤其是《周礼》解释古代典章制度的地方颇多，对服饰器物、姓氏地理、古历天算、日食晦朔、鸟兽虫鱼也皆细加训诂，精密考证，皖派学术特色体现得非常鲜明。
可以说，刘氏家学结合了吴、皖两派之长。
以是之故，章太炎在答支伟成所询刘氏应属何门派时认为，刘文淇“学在吴皖之间，入皖可也”
。
[13]
刘氏家学还有不局限于吴、皖之处，即对今文经学不一味排斥并有学术经世的意愿。
刘文淇的学问由其舅凌曙发蒙，而凌曙却治《公羊》，服膺刘逢禄之今文经学，这一学术取向对刘氏治学颇有影响，刘氏治《左传》，不像一些所谓严守家法之学者那样抱残守缺，而是兼容异说，不废今文。
另外，刘文淇为学颇重经世致用，他曾致书陈立，勉其“通经致用”
，并且自身也在“治经之余，颇留心乡邦利害”
。
[14]他还与汉宋学兼治的汪中之子汪喜孙多有交往，讨论过性道问题，汪希望他教导后生“通经致用，处为纯儒，出为良吏”
。
[15]能被人如此寄望，可见其平日行止与此相近。
他在学术上的这种追求，也为其后辈所继承和光大。
除经学外，自刘文淇始，刘家几代人都精于校雠之事，这虽非其家学特色，但亦可表明其学术功力，因校勘学是从事经、史、子等古典学问研究的基础所在。
总体来说，刘氏家族的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经学上，尤其是左氏之学上。
其学术风格与“扬州学派”
总的学术倾向是一致的，既兼采吴、皖之长，又不局限于吴、皖，而是做到了兼容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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