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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中国人承认自己文化低劣，则为了自救，除了学习西方之外别无选择。
在这种情形下，自以为“野蛮”
，主张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的固有文化，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其结果，便是出现一种“新的崇拜”
：新即是善，旧即是恶；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
而新又是西方式近代化的代名词。
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
的，在那时却翻译为“从新主义”
[12]，极具象征意义。
一方面，新旧之争始终是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新旧本身已成价值判断的基础，守旧一派不仅不能成为主流，也确实提不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们很难从复旧（已经失败的旧）中展现出一个比当下更好的未来。
新文化运动可能是最后一次显著的新旧之争，此后思想界稍具代表性的论战，基本都是新与新战；在所谓思想界，旧派已大致失语。
鲁迅的一次描述，最能表现旧派的失语。
他在1926年回忆说：自己少年时读《天演论》等新书，就有本家的老辈说他不对，并示之以许应骙参康有为变法的奏折。
可知清末还有“老辈”
试图与趋新者争夺下一代，但显然不成功。
鲁迅在引用了“臣许应骙跪奏”
后说，“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
。
[13]以当年抄书背书的习惯，鲁迅很可能是故意这么说。
但这一手法恰揭示出目前教科书、通史甚至专门论著中的现象——在这些叙述里，我们都看到反对变法的许应骙（时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转任礼部尚书），但他具体说了什么，则大家并不十分关心，几乎也像鲁迅一样，一句都不引用。
许应骙在那份奏折中引用了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的一个判断：“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
[14]他对此表示赞同，无意之中却点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近代趋新形成风气甚早，且已落实在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mobility）之上。
人莫不思“上进”
，既然可以“自炫”
，可以“牟利”
，可以“弋名”
，西学在当时的社会功用实在不小。
如此流风所播，故有黄远庸后来所描述的现象：“乔木世臣、笃故旧绅，亦相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
[15]可知趋新的持续，正是晚清的大趋势。
而新旧势力的消长和竞争，又以辛亥革命为一个大转变。
最主要的变化即是新旧之间的攻守之势变了。
过去是因为旧的不好，所以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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