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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爱国主义，岳飞、文天祥等爱国主义楷模，光辉灿烂，妇孺皆知，可是民族主义还真的是个近代概念，而且这个近代民族主义与近代爱国主义已经难舍难分，融为一体。
如果没有遇上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近代中国可能照样还会走上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民主共和之路，但是它可能只是一种民主革命和种族革命，而不可能是一种民族革命。
因此，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有直接的关系，一切与帝国主义相关联的，都会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关系。
基督宗教虽然比帝国主义列强的先锋英国还早来中国，早期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还没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但是，一旦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基督宗教绑上坚船利炮，传教士为了宗教和自身的利益而助纣为虐时，基督宗教就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了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
晚清时期的每一次重大中外交涉，每一次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每一次割地赔款，几乎都与基督宗教来华有着密切的关系。
直到民国以后，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存在和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勾结及帝国主义列强每一次打着和平旗号企图瓜分中国的国际会议，都会激起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也都会使得在中国的基督宗教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标靶。
正如著名近代基督教史学者吕实强先生所说：
民族主义在晚清时期已经逐渐滋长，这是因为国家长期积弱不振，列强侵逼不定期已……基督教来华传教，于晚清时期（1860—1911）曾遭受到强大的阻力，民教冲突，即所谓教案，此伏彼起，乃使不论教会与中国本身，都受到严重的伤害。
入民国后，这种激烈的冲突虽已减缓，但不少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上，仍然具有强烈的反感和敌视。
他们所据的理由相当广泛，但主要为来自科学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中更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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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虽然也是外来的宗教，但是早在汉魏六朝和隋唐时期就已经逐步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形态。
明清以后佛教衰落，到了晚清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佛教与整个中国文化一样遭受被打压的命运。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与近代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佛教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成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阐发民族救亡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础。
到了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被章太炎、黄宗仰等人拿来阐发民族民主革命救国思想。
到了民国成立以后，佛教革新运动的开展，成为近代民族主义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并在抗日战争时期，直接表现为救国与救教的合一运动。
“夷夏之辨”
是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典型的民族意识形态，《左传》中即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之说。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严于华夏之辨历来被称之‘春秋大义’，是（中华）元典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每当民族危机深重之时，这种‘春秋大义’更被发扬张厉。”
因此，“它增进了华夏——汉族的凝聚力，特别是当异族入侵时，成为保家卫国的精神动力，从苏武、岳飞，到文天祥、史可法，其卓绝的民族气节，便导源于此。”
[11]毫无疑问，“夷夏之辨”
在中国古代对于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统一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但是，“夷夏之辨”
也带有强烈的贬抑异邦、视外族为野蛮的华夏中心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念，不利于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开展平等交往。
尤其是进入近代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各种交往日益增多，“夷夏之辨”
的观念甚至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在闭关锁国中一步步走向没落。
而与此同时，欧美各国和“脱亚入欧”
的日本却在对外开放中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
民族意识形态也因此面临欧美列强之坚船利炮的严峻挑战。
当19世纪初第一批欧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郭实腊、米怜等进入中国之时，清政府仍然坚守着雍正时期颁布的禁止西洋人到中国内地传教或进行各种活动的政策，传教士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社会上至王朝下至百姓普遍存在着的“夷夏之辨”
民族意识形态。
因此，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首先要解决的不是直接向中国传播基督教义，而是要向中国官方和民众宣传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理念，以此作为传播基督教的基础条件。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近代中国的第一部中文期刊，也集中反映了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如何看待和处理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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