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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21]李泽厚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与原来搞爱国反帝的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或领导。
从而，新文化运动开始期的‘批判时政非其旨也’的主张，也就不再能保持了。”
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事实上，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陈独秀来看，他从一开始就是将批评时政与提倡科学和人权放在一起的，从未分开过。
因为，要批评时政，就必须用科学与人权作为最有力的武器，而其批评时政就是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合一的过程。
[22]陈独秀：《独秀文存》，第60—61页。
[23]陈独秀：《独秀文存》，第62—67页。
[24]杨鹏程、左双文主编:《20世纪中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1页。
[25]参见查时杰:《民国十年代反基督教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1922—1927）》，《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416页。
[26]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在1922年发生非基督教运动之前夕还说道：“1900年以前为基督教的播种时期。
近20年来的特点就是基督教为承担重任而进行的种种试验。
现在传教士所考虑的不是自己如何去工作，而是如何引导中国教会独立工作。
在1907年大会上，传教士们煞费苦心地考虑对中国教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当时中国教会也大有脱颖而出之势。
今日中国基督教运动已由传教士撒种的开始时期，过渡到培养中国人撒种的时期。
传教士原以中华归主为己任，现在则改为培养中国教会来实现这一目标了。
这就是近20年来中国教会各种设施的关键。
今后中国教会的设施和训练还需要借助传教士的人力和财力，教堂的设备还需要大大充实。”
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141页。
[27]［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86页。
[28]吕实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2、117页。
[29]叶嘉炽:《宗教与中国民族主义——民初知识分子反教思想的学理基础》，blog.sina..sblog_60fa06f90100yzmj.html.
[30]近代中国最早的“民族”
和“民族主义”
这两个概念可能是梁启超于1901年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提出来的。
见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91页。
[31]涉及侵夺中国民族国家主权的，不仅限于外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也包括屈膝卖国的清封建专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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