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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正是我本人的意见。
“科学的哲学”
实际上是一种荒唐的东西，因为实证科学同样必须自行设定前提，自行得出结论，自行解决矛盾，所以，如果它想插足哲学的话，哲学当然有理由对它置之不理。
只有拥有其全部前提的整个科学，如拥有支撑着它、并由数学家所揭示出来的公理的数学，现象学才会考虑是否要从现象学角度对这种整体性加以还原，并把它放到括号里，以探讨其本质直观的基础。
但是，胡塞尔想把一心充当哲学家的专门研究者异想天开的东西——一切科学都是专门科学——亦即所谓的“科学的哲学”
美其名曰世界观哲学，我认为是错误的。
正如胡塞尔所正确强调的，哲学从来就不是世界观，顶多是世界观学说。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世界观学说虽然是一项重要的使命，不过并非哲学使命，而只是历史的和系统的精神科学的使命，那么，这只适用于个别具体的世界观学说，诸如印度教的世界观学说，基督教的世界观学说等。
但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有关我们所说的“自然世界观”
，亦即“可能”
的实质世界观的哲学。
这种哲学是与此相关的某种实证世界观学说的精神科学问题的历史基础。
而该世界观学说似乎也有能力借助于理想而纯粹的理念上完全可设想的哲学现象学确定世界观的认识价值。
同样，它也能够说明，实际世界观的结构不同于“科学的哲学”
那种新闻式的日新月异的结论，它奠定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各种实际科学和各层实际科学的结构基础，就西欧语境而言，就是奠定了“科学”
的此在与非此在；而且，科学结构的每一种变形都注定发生在这种世界观变化之右。
我和胡塞尔之间最根本的意见分歧也许就在于此。
具体而言，就是说胡塞尔比我更倾向于承认实证科学远远独立于世界观之外。
而且当这些世界观显示出实证科学的进步时，它们也难以与其他完全不同的恒定维度发生交替。
而在我看来，科学结构及其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实际体系在历史上好像不经意之间便与世界观搅到一起；而且我认为，只有在某种世界观的一切既定结构范围内，如在欧洲世界观的结构范围内，科学原则上才能无止境地进步。
我主张构成哲学这种特殊认识方式本质上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一种道德立场。
我的这一主张会使一些人联想到尤其是自康德和费希特以来迄今为止一直备受尊崇的某种学说。
我指的是一般所说的“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
（最早始于康德）的学说。
比如，文德尔班（W.Windelband）在其专论柏拉图的名著中就把苏格拉底的革新，及其在柏拉图身上的余波同康德学说联系到一起。
事实上，这种联系不但不存在，接受它甚至会导致彻底地错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原旨，也使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基本思想。
所谓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的学说，欧洲哲学的古代先辈们并不熟悉，他们倒是主张确保理论生活对于实践生活拥有绝对的价值优先。
但是，自康德以来，几乎所有的实践理性优先学说都大肆抹杀这种价值优先。
两种直观的真正关系在于，古代学说把一定的道德的精神立场（整个人介入本质的涌动）当作哲学认识的唯一先决条件，即当作进入同哲学相关的实事王国的敲门砖；此外，这种道德的精神立场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克服一切把目光仅盯在此在身上的实践态度。
反之，康德认为，理论哲学在哲学家身上根本不具备任何特殊的道德前提，所以，在假想彻底完成哲学的情况下，只有应该和义务的体验能确保我们介入“形而上学”
秩序；康德认为，理论理性试图进入这种秩序，纯属徒劳，也是出于谬见。
而费希特（和当前追随他的李凯尔特学派）通过判断行为把事物的存在与其认可要求（理想的应然存在）混为一谈，从而干脆使理论理性成了实践理性的一种形构。
尽管事物的存在不容说成是对所谓真的价值的承认的“要求”
，但奠定事物存在基础的义务仍然落到了对真的价值的承认头上。
在柏拉图哲学中，哲学的目的必须具备的是一种主观前提，而且它也是对存在的理论认识的前提，然而对于“康德、费希特等”
思想家来说，这种前提变成了客观秩序中道德的优先地位。
这同古人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
古人只想在善中寻找到存在的最高的度。
所以，正是实践理性优先的学说对这样一种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和彻底的颠覆，根据这种思想，对具体存在对象的纯粹认识的前提是永恒道德的生活形式，形而上学假象所依赖的是对待世界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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