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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搬到中国就行不通。
例如，国外高校入学需要学生自己申请，撰写几百字的申请书介绍自己，中国学生能做到吗？学校规定学生要参加一定课时的义工，我们有些家长不仅不让孩子参加义工，还会拿着纸条请居委会盖章。
据报载，这种情况让一位居委会主任很为难：盖章吧，觉得明明是弄虚作假；不盖吧，都是乡里乡亲，磨不开面子。
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
八、教育培训机构与教辅材料的推波助澜
教育的竞争导致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和教育辅导材料、学习辅导材料乱象丛生。
不少不法商贩看准了教育领域内的商机，知道家长不惜为孩子花钱，办起各种培训班、辅导班。
据说奥数班就是一条生产链，有办班的老板，有辅导的教师，有编教材的专家，有出版商出书、出练习册。
有人估计，就北京市来说，就有20亿元的资金链。
而我们的家长也趋之若鹜，辅导材料买得越多越好，越全越好，恨不得把天下所有习题都让孩子做一遍，生怕遗漏了什么。
结果苦了孩子，整天埋头于作业之中。
有关调研表明：小学生请家教的占24%，上补习班的占71%，有的学生参加多达五六个补习班；高三和初三毕业班学生暑假大半时间在学校或补习班上课。
这种学习导致中小学生长期睡眠不足，许多学生早上五点多起床，晚上十点多才能睡觉，于是身体搞坏了，生活能力缺乏了，人格被扭曲了。
说起奥数班，我还是始作俑者。
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但我国一直没有参加。
直到1988年，我国决定参加，于是当时国家教委要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分别举办物理、化学、数学的奥赛集训班，从各省份的高中挑选学习优秀的学生到北京三所中学来集训。
当时我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负责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工作，于是就让我们的实验中学办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集训班，一年后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
竞赛结果是，我国学生在三科中都拿到了多块金牌，数学就拿到了团体总分金牌和两块个人金牌。
这些孩子回国后，就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为保送生录取了。
从那时候开始，许多重点中学都办起了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班。
重点大学也把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班的成绩作为保送的条件。
于是奥数成为中考、“小升初”
的条件，结果变成了小学办奥数班，人人学奥数，贻误一代青少年，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当初我们几位搞集训班的老师在一起，为现在这个局面惊叹不已。
九、教育社会生态环境不利于教育改革
社会赋予学校的责任太重，责难太多，而权力又很小。
一位校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学校组织运动会，让家长也参加。
在比赛之前，父子俩做三脚跑练习，不慎跌倒了，结果父亲骨折。
这位父亲就要求学校赔偿。
法院判学校没有责任，但要补偿8万元。
学校觉得无奈。
他说，小学生在学校走路跌倒了，磕了门牙，学校要赔5000元。
所以学校不愿意组织学生活动，风险太大。
现在学校没有人事权，没有财务权，却担负着无限责任，使得学校缩手缩脚，不敢改革创新。
再加上社会媒体总是报道学校的负面消息，虽然只是个案，但对学校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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